第209章 灯红酒绿与明争暗斗（1/2）

一、上海滩的霓虹与阴影

一九三八年一月五日，黄浦江入海口。

英国货轮“皇后号”在晨雾中缓缓驶入吴淞口。陈峰站在甲板上，看着两岸的景象。左边是浦东，农田村舍，炊烟袅袅；右边是浦西，高楼林立，但不少建筑上有明显的弹孔和烧灼痕迹——那是三个月前淞沪会战留下的创伤。

江面上很繁忙，各国的轮船穿梭往来：英国的米字旗、美国的星条旗、法国的三色旗、日本的太阳旗……上海虽然经历了战火，但租界还在，依旧是远东最繁华的港口。

“上海到了。”林晚秋站在陈峰身边，裹紧了身上的大衣。海风吹来，带着江水的腥味和煤烟的气息。

陈峰点点头，但眉头紧锁。上海比北平更复杂，各国势力交织，日本特务、国民党军统、青帮、地下党，还有各国的情报人员，都在这里活动。而他和林晚秋，带着那份致命的文件，就像抱着炸药走进雷区。

“皇后号”在十六铺码头靠岸。码头上一片混乱：苦力们扛着大包小包，小贩叫卖着香烟零食，乞丐伸手讨钱，还有穿着制服的巡捕维持秩序——但不是中国巡捕，是印度巡捕，头上包着红头巾，这是上海租界的特色。

“两位，下船了。”船上的大副过来提醒。

陈峰提起箱子，里面是那叠用油布包裹的文件。箱子很普通，但在陈峰手里，重如千钧。这箱子里的东西，足以让日本军部疯狂，足以让世界震惊。

下了船，走进码头。人潮涌动，各种语言混杂：英语、法语、日语、上海话、苏北话……陈峰护着林晚秋，在人群中穿梭。

按照计划，接应的人应该在码头等他们。但陈峰没有看见约定的暗号——一个卖栀子花的老太太。他在码头转了两圈，还是没有找到。

“不对劲。”他低声对林晚秋说，“接应的人没来。”

“会不会是耽搁了？”

“不会。地下党的交通员向来准时。”陈峰警惕地观察四周，“我们先离开码头，找个地方落脚。”

他们在码头外叫了辆黄包车。车夫是个精瘦的年轻人，问：“先生，太太，去哪儿？”

“先随便转转。”陈峰说，“找个干净点的客栈。”

车夫拉着车跑起来。上海街头的景象让陈峰和林晚秋都感到震撼。外滩的高楼大厦气派非凡，和平饭店、汇丰银行、海关大楼……但转过一条街，就是破旧的弄堂，晾衣竿像丛林一样横在头顶，孩子们在巷子里追逐打闹。

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街上到处是难民。淞沪会战后，成千上万的百姓涌入租界，露宿街头，乞讨为生。而就在不远处，穿着旗袍的太太小姐们挽着洋人的胳膊，出入高档商店和咖啡馆。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林晚秋轻声念道，眼圈红了。

陈峰握住她的手。这就是一九三八年的上海，一半是天堂，一半是地狱。

黄包车在一家叫“平安旅社”的客栈前停下。客栈在法租界，门面不大，但看起来还算整洁。陈峰付了车钱，带着林晚秋走进去。

掌柜的是个五十多岁的上海人，戴着小圆眼镜，正在看报纸。看见客人，放下报纸：“两位住宿？”

“对，要一间干净的房间。”陈峰说。

“有有有。”掌柜的拿出登记簿，“请登记一下。从哪儿来？”

“天津。”陈峰写下化名“沈怀远”。

“天津现在可不太平。”掌柜的一边找钥匙一边说，“鬼子占了北平天津，听说天天抓人。两位来上海是探亲还是做生意？”

“探亲。”陈峰说，“我太太的舅舅在上海。”

“哦，好，好。”掌柜的没再多问，递过钥匙，“三楼308，靠街，但安静。热水每天下午供应，晚饭可以送到房间，另收费。”

房间比北平的客栈好多了，有木地板、钢丝床、梳妆台，还有独立的卫生间。窗户对着街道，能看见外面的梧桐树和来往的行人。

放下行李，陈峰仔细检查了房间。没有窃听设备，窗户锁是好的，门可以从里面反锁。他拉上窗帘，只留一条缝观察外面。

“现在怎么办？”林晚秋问，“接应的人没来，我们怎么联系组织？”

“先等等。”陈峰说，“也许出什么意外了。如果明天还没人来，我们就主动联系。”

“怎么联系？”

“上海有我们公开的办事处。”陈峰说，“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在福煦路。虽然日本人盯着，但毕竟是公开机构，他们不敢明着动手。”

“那太危险了！”

“没办法。”陈峰看着窗外，“文件必须尽快送出去。我们在上海不能久留，佐藤一定追来了。”

提到佐藤，两人都沉默了。这个像影子一样的对手，从沈阳追到北平，从北平追到青岛，现在又追到了上海。

傍晚，掌柜的送晚饭上来：两碗阳春面，一碟小笼包，还有一碟酱菜。这在战时的上海，已经是难得的伙食了。

正吃着，楼下传来吵闹声。陈峰走到窗边，从窗帘缝往下看。几个穿黑褂子的人闯进客栈，正在跟掌柜的说话。看打扮像是青帮的人，但举止又有点奇怪。

“查房！警察局的！”领头的大嗓门喊道。

陈峰心里一紧。警察局？法租界的警察是法国人管理的，怎么会有中国警察来查房？除非是……日本特务伪装的。

“晚秋，收拾东西，准备走。”陈峰低声说。

林晚秋赶紧把文件装进箱子。陈峰打开窗户，看了看下面。三楼不高，但直接跳下去会受伤。他看见隔壁房间的窗台离得不远，也许可以爬过去。

敲门声响了：“开门！查房！”

陈峰对林晚秋使了个眼色，然后打开门。门外站着三个人，都穿着黑褂子，但脚上穿的是皮鞋——这不是普通警察的装束。

“什么事？”陈峰问。

“警察局查房，看看证件。”领头的是个秃头，眼睛很小，像老鼠。

陈峰递上证件。秃头看了看，又打量他和林晚秋：“从天津来的？什么时候到的？”

“今天下午。”

“来上海干什么？”

“探亲。”

“探哪个亲？住哪儿？”

陈峰说了个假地址。秃头显然不信，对同伴使了个眼色：“搜！”

两个人冲进房间，开始翻箱倒柜。林晚秋的箱子被打开，里面是些衣物和药品。但就在他们要翻到底层时，陈峰突然动了。

他一脚踹在秃头肚子上，秃头惨叫一声倒在地上。另外两人掏枪，但陈峰更快，一拳打在一人喉结上，另一只手夺过另一人的枪，反手砸在他头上。

三人在几秒钟内全部倒地。陈峰捡起他们的枪，检查了一下，是日本产的南部式手枪——果然是日本特务。

“走！”他拉着林晚秋冲出房间。

楼梯口传来脚步声，更多的人上来了。陈峰转身往走廊另一头跑，那里有扇窗户。他推开窗户，下面是个小巷。

“跳！”陈峰先把箱子扔下去，然后抱住林晚秋，纵身跳下。

三楼不高，但落地时陈峰的左腿旧伤一阵剧痛。他咬牙忍住，捡起箱子，拉着林晚秋往巷子深处跑。

身后传来枪声和喊声：“站住！抓住他们！”

小巷很窄，两边是高墙。陈峰和林晚秋拼命跑，七拐八拐，终于甩掉了追兵。他们在一个垃圾堆后面停下来，大口喘气。

“他们……他们怎么找到我们的？”林晚秋脸色苍白。

“客栈掌柜。”陈峰说，“一定是他报的信。上海现在汉奸多，为了几个赏钱，什么都干得出来。”

“现在去哪儿？”

陈峰想了想：“去法租界中心区，那儿人多，容易藏身。而且有法国巡捕，日本特务不敢太嚣张。”

两人整理了一下衣服，装作普通行人，走出小巷。外面是霞飞路，上海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霓虹灯已经亮起来了，“先施公司”、“永安公司”的招牌闪闪发光，电车叮叮当当驶过，穿着时髦的男女在街上漫步。

战争的阴影，似乎还没有完全笼罩这里。

陈峰找了家咖啡馆，和林晚秋坐在角落。他要了两杯咖啡，实际上是为了有个地方商量对策。

“必须尽快联系组织。”陈峰说，“但我们不能去办事处了，那里肯定被监视了。”

“那怎么办？”

陈峰想起一个人：“我在延安时听说过，上海有个叫‘刘先生’的地下党负责人，专门负责国际联络。如果能找到他，也许可以通过外国记者，把文件送出去。”

“怎么找？”

“有暗号。”陈峰从怀里掏出个小本子，翻到一页，“‘我要买一本1936年的《生活》杂志’——这是接头暗号。对方应该回答：‘1936年的没有了，有1937年的’。”

“去哪儿接头？”

“四马路的一家旧书店，叫‘文汇书局’。明天上午十点，每天都有一次接头机会。”

林晚秋看着陈峰：“你早就准备好了？”

“在船上想的。”陈峰说，“上海情况复杂，必须多做准备。”

咖啡上来了，很苦，但提神。陈峰一边喝一边观察窗外。街上人来人往，看似平静，但他知道，暗处有多少眼睛在盯着。

晚上，他们在附近找了家小旅馆住下。这次陈峰特别小心，选了家由法国老太太经营的旅馆，相对安全些。

夜里，陈峰睡不着。他走到窗前，看着上海的夜景。霓虹灯闪烁，歌舞厅传来音乐声，这座不夜城在战火中依然醉生梦死。

但陈峰知道，用不了多久，战火就会烧到这里。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租界成了孤岛，但日本人的势力已经渗透进来。暗杀、绑架、恐吓，每天都在发生。

“陈峰。”林晚秋也醒了，“你在想什么？”

“想这场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陈峰说，“想我们什么时候能过安稳日子。”

林晚秋走到他身边，靠在他肩上：“会有那一天的。等打跑了鬼子，咱们回沈阳，把我爹的绸缎庄重新开起来。你当掌柜，我管账，再生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好。”陈峰搂住她，“就叫他们……平安和安宁。”

“为什么叫这个？”

“因为这是我们最想要的。”陈峰轻声说。

窗外，一辆警车呼啸而过，警笛声刺破夜空。上海的故事，从来都不只有风花雪月。

二、四马路的枪声

第二天上午九点，陈峰和林晚秋来到四马路。

四马路是上海的文化街，书店、报馆、文具店林立。虽然战乱，但这里依然热闹，知识分子、学生、记者穿梭其间，讨论时局，交换信息。

文汇书局在四马路中段，门面不大，橱窗里摆着些旧书。陈峰让林晚秋在对面的茶馆等着，自己一个人进去。

书店里很安静，只有一个老头在柜台后整理书籍。老头六十多岁，戴着老花镜，头发花白。

“先生，找什么书？”老头抬头问。

“我要买一本1936年的《生活》杂志。”陈峰说。

老头手一顿，透过镜片打量陈峰：“1936年的没有了，有1937年的。”

暗号对上了。

老头站起身：“请跟我来。”

他带着陈峰穿过书店，来到后院。后院很小，种着几盆花，摆着石桌石凳。屋里出来一个中年人，四十多岁，穿着长衫，戴着眼镜，像个教书先生。

“这位就是刘先生。”老头介绍完，转身回书店了。

刘先生请陈峰坐下，倒了杯茶：“同志从哪里来？”

“延安。”陈峰说，“我带来了重要文件，需要尽快送出去。”

刘先生表情严肃：“什么文件？”

陈峰简单说了731部队的事。刘先生听完，脸色变了：“这些畜生！我在东北待过，听说过一些传言，但没想到这么残忍！”

“文件就在这里。”陈峰打开箱子，“有照片、实验记录，还有田中的证词。刘先生，我们必须通过国际渠道曝光，让全世界知道日本人的罪行。”

刘先生翻看着文件，手在发抖：“这些……这些证据太重要了。但是同志，现在上海情况很复杂。日本特务、国民党军统、还有七十六号的人，都在盯着我们。要把文件送出去，很难。”

“再难也要做。”陈峰说，“刘先生，您在新闻界有关系吗？能不能联系外国记者？”

刘先生想了想：“有一个人可以试试。他叫约翰·贝尔，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住在法租界。这个人比较正直，对日本侵华持批评态度。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他被监视着。”刘先生说，“日本特务知道他的立场，在他公寓附近布了暗哨。你去见他，很危险。”

“管不了那么多了。”陈峰说，“刘先生，请安排我们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