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宋代乡约的“民间立法”实践（2/2）

物质奖励虽为辅，但同样具有重要作用。乡约的物质奖励主要包括“聚会酒食奖励”“粮食衣物捐赠”等，奖励标准根据善行的大小而定。例如，“救助患难”等重大善行，可获得“米三石、布两匹”的奖励；“邻里互助”等一般善行，可获得“聚会酒一壶、肉一斤”的奖励。这些物质奖励虽价值不高，却体现了乡约对善行者的认可与关怀，也让奖励机制更具吸引力。宁波天一阁藏《乡约聚会记录》记载，某次聚会中，善行者张三获得“酒一壶、米一石”的奖励，他当场表示“愿将米石捐赠给村里的孤寡老人”，约正对此大加赞赏，再次对其进行表彰，形成了“善行善报、良性循环”的治理效果。

（三）惩罚机制：梯度化的约束与惩戒

乡约的惩罚机制遵循“梯度化”原则，根据恶行的严重程度，采取“口头劝诫、书面警告、记入恶簿、逐出乡约”等不同惩罚方式，惩罚的核心目的是“劝人改过”，而非“惩罚本身”。

最轻的惩罚是“口头劝诫”。对于情节轻微的恶行，如“偶尔宴集喧闹”“忘记参加聚会”等，约正会在私下或聚会中对其进行口头劝诫，要求其“今后改正”。这种劝诫语气温和，以教育为主，避免了激化矛盾。

情节稍重的恶行，如“多次违反乡约条文”“邻里纠纷不愿和解”等，将受到“书面警告”。乡约会出具“劝诫书”，详细列明其恶行及危害，要求其在规定时间内改正，并提交书面悔过书。蓝田县档案馆藏宋代“劝诫书”残片显示，某村民因“拖欠邻里债务不还”，乡约向其出具劝诫书，要求其“三日内偿还债务，否则将记入恶簿”，该村民收到劝诫书后，立即偿还了债务，并提交了悔过书——书面警告的威慑力可见一斑。

对于情节严重的恶行，如“不孝不悌”“盗窃斗殴”“屡教不改”等，将被“记入恶簿”，并在聚会中公开通报。“恶簿”的记录具有很强的威慑力，因为宋代乡村社会是“熟人社会”，个人的道德声誉直接影响其社交、婚姻、生意等方方面面。一旦被记入恶簿，将面临“乡邻疏远、无人愿意与之交往”的困境，这种民间舆论的压力，往往比国家刑罚更具约束力。蓝田县出土的“恶簿”残片显示，某村民因“盗窃邻里财物”被记入恶簿后，“其子女婚嫁受阻，生意无人光顾，最终不得不离开乡村”。

最严厉的惩罚是“逐出乡约”。对于“严重违反乡约、危害乡村秩序”的恶行，如“杀人放火”“诬告陷害他人”“屡教不改且态度恶劣”等，经乡约成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可将其逐出乡约。被逐出乡约意味着失去乡村自治组织的保护，同时也将被排除在乡村社交圈之外，在“熟人社会”中几乎无法立足。《吕氏乡约》规定，被逐出乡约者“不得参与乡约聚会，不得享受乡约的互助救济，乡邻可与之断绝往来”。这种惩罚虽无国家强制力，却能对恶行形成强大的威慑，确保乡约的严肃性。

四、古今对照：宋代乡约执行体系的现代转化

《吕氏乡约》构建的“组织架构—议事流程—奖惩机制”执行体系，虽诞生于千年前的宋代，但其蕴含的治理智慧对当代基层治理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从浙江“千万工程”示范村的村规民约实践，到陕西蓝田县的“乡约积分”制度，再到全国范围内推行的“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宋代乡约的执行智慧正在被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形成了“古为今用”的治理实践。

（一）组织架构的现代转化：从“约正主理”到“多元共治”

宋代乡约的“民间主导、权责分明”组织理念，在当代基层治理中体现为“多元共治”模式。如今的农村“村民委员会”相当于乡约的“治理团队”，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等职务分工明确，其选举方式采用“村民直接选举”，与宋代约正的“乡众推举”一脉相承，体现了“民间主导”的治理本质。同时，当代基层治理中还引入了“乡贤理事会”“红白理事会”等辅助组织，吸纳乡贤、退休干部、志愿者等参与治理，这与宋代乡约的“学师”“纠察”等辅助职务功能相近，形成了“村委会+社会组织+乡贤”的多元共治架构——这正是对宋代乡约“精简高效、权责对等”组织原则的现代延续，既保留了民间自治的核心，又适应了现代乡村的治理需求。

（二）议事流程的现代转化：从“乡约聚会”到“村民议事会”

宋代乡约的“民主协商”议事流程，在当代基层治理中发展为“村民议事会”制度。如今的村民议事会通常每月召开一次，议题由村民提出，经村两委梳理后提交议事会讨论，讨论后通过“举手表决”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形成决议，决议的执行由村委会负责，村民代表负责监督。这种流程与宋代乡约的“提议—讨论—表决—执行”流程高度契合，只是议事内容更具现代性，包括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重大事务。例如，浙江安吉鲁家村的“村民议事会”，在讨论“乡村旅游发展规划”时，充分听取村民意见，最终形成了“家庭农场+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既符合村民的利益诉求，又推动了乡村经济发展——这正是对宋代乡约“民主协商”议事逻辑的现代实践，体现了“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治理理念。

（三）奖惩机制的现代转化：从“善簿恶簿”到“道德积分制”

宋代乡约的“善恶奖惩”机制，在当代基层治理中转化为“道德积分制”“红黑榜”等制度。如今许多农村地区推行的“道德积分制”，将村民的善恶行为量化为积分，积分可兑换生活用品、农资等实物，同时设立“红黑榜”，定期公示善恶行为，形成“正向激励+反向约束”的治理效果。例如，陕西蓝田县如今推行的“乡约积分”制度，将“孝老爱亲、邻里互助、垃圾分类、遵纪守法”等行为列为积分项目，村民可凭积分在村里的“积分超市”兑换油、盐、酱、醋等生活用品；而“不遵守村规民约、虐待老人、破坏环境”等行为则被列入“黑榜”，进行公开批评。这种制度与宋代乡约的“善簿恶簿+物质奖励”模式一脉相承，只是更具现代性与可操作性——它既延续了“以道德约束引导行为”的核心逻辑，又通过量化积分、实物兑换等方式增强了制度的吸引力，有效引导了村民自觉遵守公序良俗。

结语：宋代乡约执行体系的历史价值与现代启示

《吕氏乡约》构建的自治运行体系，是中国古代基层治理的一次伟大创新。它以民间自治为核心，通过权责分明的组织架构、民主协商的议事流程、扬善抑恶的奖惩机制，将抽象的伦理道德转化为可操作的治理实践，填补了“国法不下乡”的治理空白，实现了“以礼化民、以约治国”的治理目标。从历史价值来看，这套体系打破了“皇权—宗族”二元对立的基层治理格局，构建了士大夫主导、乡人参与、礼法互补的第三方治理模式，为后世乡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影响了明清两代的基层治理实践。

从现代启示来看，宋代乡约的执行体系为当代基层治理提供了三大借鉴：一是“民间主导”的治理理念，基层治理应充分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避免“政府大包大揽”；二是“权责分明”的组织架构，基层治理组织应精简高效、分工明确，确保治理效能；三是“情理兼顾”的治理方式，基层治理应兼顾法律规范与民间伦理，注重调解协商，实现“案结事了、人和业兴”。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的今天，深入挖掘宋代乡约执行体系的治理智慧，将其与现代治理理念相结合，对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正如蓝田县如今的“乡约积分”制度、安吉鲁家村的“村民议事会”制度所证明的，千年前的乡治智慧，在当代依然能够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