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宋代乡约的“民间立法”实践（1/2）

——以《吕氏乡约》为核心的规矩建构

第二节：乡约的“执行闭环”，从议事规则到奖惩机制的落地实践

《吕氏乡约》之所以能超越时代成为乡治典范，并非仅因文本设计的伦理价值，更在于其构建了一套“组织有架构、议事有流程、奖惩有标准”的完整执行闭环。这套体系以民间自治为核心，将“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抽象宗旨，转化为可操作、可落地、可延续的治理实践。结合陕西蓝田吕氏家族墓出土的《吕大钧行状》、蓝田县档案馆藏宋代“乡约组织档案”残卷、浙江宁波天一阁藏《乡约聚会记录》等实物文献，以及《朱子语类》《宋史·孝义传》中的相关记载，我们得以还原宋代乡村自治运行体系的精密构造——它既非皇权的延伸，也非宗族的附庸，而是士大夫主导、乡人参与、礼法互补的基层治理创新。

一、组织架构：权责分明的“民间治理团队”

《吕氏乡约》的组织设计遵循“精简高效、权责对等”原则，以“约正”为核心，辅以“副约正”“直月”“学师”“纠察”等职务，形成了层级清晰、分工明确的治理团队。这套架构既避免了权力集中，又确保了乡约事务的高效推进，其核心特征在于“民间主导、声望为本”——所有职务的任命均基于乡人的认可，而非国家官僚体系的授权，体现了“自治”的本质属性。

（一）核心领导层：约正与副约正的“德望治理”

约正作为乡约的最高负责人，其任职资格被明确界定为“德高望重、通晓礼义、明辨是非”，且需满足“家道殷实、有闲余时间处理乡务”的附加条件。蓝田县出土的《乡约组织档案》残卷记载，北宋元丰年间（10了双方的土地契约，并走访了村里的老住户，最终确认李四确实侵占了张三半尺宅基地。约正主持调解时，并未简单判定李四“违约”，而是从“邻里和睦”的角度出发，劝说李四“退还侵占的宅基地，并向张三道歉”，同时劝说张三“原谅李四的过失，不得再毁坏其财物”。最终，双方达成和解协议：李四在三日内拆除侵占部分的院墙，退还宅基地；张三向李四赔偿毁坏院墙的损失；双方承诺今后“和睦相处，互不相犯”。这种调解方式既维护了受害者的权益，又避免了矛盾激化，体现了“以和为贵”的治理智慧——这正是宋代乡约调解区别于国家司法的核心特质。

与国家司法相比，乡约调解具有三大优势：一是效率高，通常在一周内即可完成调解，无需繁琐的文书手续；二是成本低，不收取任何费用，避免了“打官司贵”的问题；三是效果好，通过民间舆论与道德约束，确保协议能够得到执行，且能修复邻里关系，实现“案结事了”。《宋史·孝义传》记载，宋代许多乡村“纠纷不出乡，诉讼减大半”，正是乡约调解功能发挥作用的直接体现。

三、奖惩机制：扬善抑恶的“道德约束体系”

《吕氏乡约》的奖惩机制以“道德激励”为主、“物质奖惩”为辅，通过“善簿”与“恶簿”的记录、公开表彰与劝诫、酒食奖励与逐出乡约等方式，构建了一套“正向激励+反向约束”的道德约束体系。这套机制虽无国家强制力，却通过民间舆论的压力、道德声誉的价值，对乡人的行为产生了强大的规范作用，其核心逻辑是“以礼化民、自我约束”——通过明确的善恶标准与奖惩规则，引导乡人自觉遵守公序良俗，实现“不用刑罚而民自化”的治理目标。

（一）善恶标准：贴合乡土的行为规范

《吕氏乡约》将乡人的行为明确分为“善”“恶”两类，每类又细分具体条目，形成了一套贴合乡村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体系。这些标准既源于儒家伦理，又融入了民间习俗，具有极强的针对性与可操作性。

“善”的标准主要包括四大类：一是“德业相劝”类，如“居家孝悌，事父母恭敬、养其老弱”“与人忠信，言而有信、不欺瞒他人”“勤俭持家，务本业、不游手好闲”“乐善好施，救助贫弱、周济患难”等；二是“礼俗相交”类，如“尊老爱幼，遇长者礼让、对幼者慈爱”“邻里互助，农忙时相互帮忙、遇困难时伸出援手”“宴集有节，不酗酒、不喧闹、不浪费”等；三是“患难相恤”类，如“救助水火，邻里遭遇火灾、水灾时全力救援”“帮助病弱，照料患病乡邻、提供医药”“保护孤弱，抚养孤儿、赡养孤寡老人”等；四是“其他善行”类，如“维护公共设施，修缮道路、桥梁、水井”“见义勇为，制止盗窃、斗殴等恶行”等。

“恶”的标准同样包括四大类：一是“犯义之过”，如“不孝不悌，辱骂父母、虐待子女”“不忠不信，欺骗他人、背信弃义”“不仁不义，见死不救、落井下石”等；二是“犯约之过”，如“违反乡约条文，不参加聚会、不缴纳约费”“不接受劝诫，屡教不改”“诬告他人，捏造事实、陷害乡邻”等；三是“不修之过”，如“游手好闲，不务正业、酗酒赌博”“宴集无节，酗酒喧闹、惊扰邻里”“言行不端，说脏话、做不道德之事”等；四是“其他恶行”，如“盗窃财物、打架斗殴、侵占他人田产”等。

这些善恶标准的显着特点是“接地气”——没有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聚焦于乡村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行为，让乡人能够清晰地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例如，“宴集无节”被列为“不修之过”，正是因为宋代乡村宴集频繁，部分乡人酗酒喧闹、惊扰邻里，影响了乡村秩序；“农忙互助”被列为“善行”，则是因为农耕生产需要邻里协作，这一标准贴合了农民的生产生活需求。

（二）奖励机制：精神激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

乡约的奖励机制以“精神激励”为主，通过公开表彰、记入善簿等方式，提升善行者的道德声誉；同时辅以“物质奖励”，给予酒食、衣物、粮食等实物，形成“精神+物质”的双重激励。

精神激励的核心方式是“每月聚会公开表彰”。每月常规聚会时，约正会宣读本月的“善簿”记录，详细介绍善行者的事迹，然后带领全体乡约成员向其致敬，称赞其“为乡人之楷模”。这种公开表彰的仪式感，极大地满足了乡约成员的荣誉感，也让善行者的事迹在乡村中广泛传播，形成示范效应。蓝田县出土的“善簿”残片显示，某村民因“赡养继母二十年如一日，继母患病时衣不解带照料”被记入善簿，在聚会中受到公开表彰后，“全村十余户村民纷纷效仿，善待家中老人，孝悌之风盛行”——这正是精神激励产生的群体示范效果。

除了公开表彰，善行者的事迹还会被记入“乡约善簿”，并抄送县府，由县府授予“乡贤”“孝义”等荣誉称号。《宋史·孝义传》记载，北宋末年，蓝田县村民王友“一生救助贫弱数十人，出资修缮乡村道路三条”，其事迹经乡约上报县府后，被授予“孝义先生”称号，县府还为其立碑纪念，其事迹被载入地方志。这种“民间表彰+官方认可”的模式，进一步提升了善行者的社会地位，也让乡约的奖励机制更具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