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转化保障体系构建——筑牢古今治理融合的实践根基（2/2）
奖惩机制完善方面，需强化考核结果的运用，建立“重奖重罚、奖惩分明”的激励约束机制，让考核结果真正与基层治理主体的利益、发展挂钩，激发治理活力。一是加大奖励力度，对考核结果优秀的基层治理主体与个人，给予多元化奖励：物质奖励上，提高奖金标准，补充治理资源、物资供给；精神奖励上，授予“优秀基层治理单位”“优秀基层干部”等荣誉称号，加大宣传表彰力度；发展奖励上，对优秀基层干部优先提拔晋升、安排外出培训学习，对优秀基层单位给予更多政策倾斜、项目支持，让实干者得实惠、优秀者受表彰，激发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二是严格惩处措施，对考核结果不合格、排名靠后的基层治理主体与个人，依规依纪予以惩处：对单位进行约谈提醒、限期整改，整改不到位的取消评优资格、核减财政支持；对个人进行诫勉谈话、岗位调整，情节严重的依规问责，杜绝“考核走过场、惩处留情面”的现象，以严惩处倒逼责任落实。三是建立考核结果反馈与整改机制，及时向基层治理主体反馈考核结果，明确存在的问题与整改要求，制定整改台账，实行销号管理；上级部门定期跟踪整改情况，对整改成效显着的，适当调整考核评价结果；对整改不力的，加重惩处，形成“考核—反馈—整改—提升”的闭环，以考核推动治理持续优化。
五、制度体系保障：完善制度支撑，规范治理实践
唐代乡里治理联动机制的长效运转，离不开完善的制度体系支撑，从国家层面的法律规范，到地方层面的治理章程，形成了“国法+乡规”的双重制度保障，为治理实践提供了明确遵循。国家层面，《唐律疏议》《唐六典》等法律典籍，明确了乡里治理的权责、流程、奖惩等核心内容，为乡里治理提供了法治化依据；地方层面，乡里依据国法，结合本地民俗民情，制定乡规民约、邻里章程等，规范群众行为，化解邻里矛盾，形成了“国法为纲、乡规为补充”的制度格局，既维护了国家法治权威，又贴合基层治理实际，实现了“礼法合一”的治理目标。正是这种完善的制度体系，让唐代乡里治理有章可循、有规可依，避免了治理的随意性与盲目性，保障了治理联动机制的长效稳定运转。
当前，基层治理制度体系仍存在不完善之处：一是制度衔接不畅，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与基层治理实际需求存在差距，地方制定的配套制度与国家法律衔接不够紧密，甚至出现冲突，导致治理实践中难以精准适用；二是制度覆盖不全，针对基层治理中的新问题、新场景，如数字化治理、流动人口管理、跨区域治理协同等，缺乏完善的制度规范，导致治理实践缺乏明确遵循；三是制度执行不力，部分基层治理制度流于形式，缺乏有效的执行监督机制，导致制度难以落地见效，甚至出现“有制度不执行”的现象，影响治理的规范性与权威性。借鉴唐代“国法+乡规”的制度构建经验，构建当代基层治理制度体系保障，需聚焦“完善制度体系、强化制度衔接、严格制度执行”，形成“国家法律为基础、地方规章为支撑、基层章程为补充”的多层次制度体系，为基层治理实践提供坚实的制度遵循。
完善制度体系方面，需兼顾“全面覆盖、精准适配”，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基层治理制度体系。一是夯实国家法律基础，加快基层治理领域立法进程，完善与基层治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如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基层自治组织的权责、运行机制、保障措施等；制定基层治理专项法律法规，涵盖民生服务、矛盾调解、治安防控、应急管理、数字化治理等领域，为基层治理提供高位阶法律依据，确保基层治理法治化推进。二是健全地方配套规章，地方政府结合本地基层治理实际，制定具体的配套规章与规范性文件，细化国家法律的实施细则，如制定基层治理权责划分办法、资源供给保障办法、考核评价实施细则等，确保国家法律能精准对接基层治理需求，落地见效；同时，针对基层治理新场景、新问题，及时制定专项制度规范，如数字化治理数据安全管理办法、流动人口服务管理规章、跨区域治理协同机制等，填补制度空白，确保治理实践有规可依。三是完善基层自治章程，借鉴唐代“乡规民约”的治理经验，引导村（社区）结合本地民俗民情、治理需求，制定特色自治章程，如村规民约、社区公约等，内容涵盖邻里互助、环境维护、矛盾化解、公共秩序等方面，既符合国家法律要求，又贴合群众生活实际，通过群众自治章程规范群众行为、凝聚治理共识，形成“国家法律+地方规章+基层章程”的互补格局，提升治理的规范性与适应性。
强化制度衔接方面，需建立制度协同机制，确保不同层级、不同领域的制度相互衔接、协调统一，避免制度冲突、执行混乱。一是建立制度衔接审查机制，在制定地方配套规章、基层自治章程时，严格对照国家法律法规进行合法性审查，确保下级制度与上级制度保持一致，不出现抵触冲突；同时，加强不同领域制度之间的衔接审查，如民生服务制度与财政保障制度、应急处置制度与治安防控制度等，确保制度之间协同配套、形成合力。二是开展制度清理整合，定期对基层治理领域的制度文件进行全面清理，对过时失效、与现行法律冲突、重复冗余的制度，及时废止或修订；对分散在不同部门、不同文件中的相关制度，进行整合优化，形成统一规范的制度体系，避免制度碎片化导致的执行困难。三是建立制度衔接反馈机制，基层治理主体在制度执行过程中，若发现制度衔接不畅、存在冲突等问题，及时向上级部门反馈，上级部门及时研究调整，确保制度始终保持协同适配，保障治理实践顺利推进。
严格制度执行方面，需构建“强监督、严问责”的制度执行保障机制，确保制度落地生根、刚性运行。一是强化制度宣传教育，通过基层宣讲、媒体传播、案例解读等方式，向基层治理人员与群众普及基层治理相关制度，让治理人员明确制度要求、掌握执行流程，让群众了解制度内容、自觉遵守制度，营造“人人懂制度、人人守制度、人人护制度”的良好氛围，为制度执行奠定基础。二是加强制度执行监督，整合上级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力量，对基层治理制度执行情况进行常态化监督，重点监督制度执行是否到位、是否存在选择性执行、违规执行等问题；建立制度执行专项督查机制，定期开展制度执行情况专项检查，及时发现并纠正执行偏差，确保制度刚性落实。三是严肃制度执行问责，对违反基层治理制度、制度执行不到位、因制度执行不力导致治理失误或群众利益受损的行为，依规依纪严肃问责，追究相关单位与个人的责任；对制度执行成效显着的，予以表彰奖励，通过严监督、强问责，倒逼基层治理主体严格执行制度，让制度真正成为基层治理的“硬约束”。
六、群众参与保障：凝聚治理共识，激活自治活力
唐代乡里治理并非单一的官方治理，而是注重整合群众力量，引导群众参与治理，形成“官民协同、共建共治”的治理格局，为治理联动机制运转注入了民间活力。唐代乡里通过“乡规民约凝聚共识、乡绅乡贤带动参与、邻里互助协同治理”的方式，激发群众参与治理的积极性：乡规民约结合民俗与国法，明确群众在农桑生产、邻里相处、治安维护等方面的责任义务，引导群众自觉参与治理；乡绅乡贤凭借自身威望，协调邻里矛盾、带动群众参与公共建设、协助乡里开展治理工作；邻里之间通过互助合作，共同应对农忙生产、灾害救助等场景，形成了较强的自治合力。这种“官方引导、群众参与”的治理模式，既减轻了官方治理压力，又提升了治理的针对性与实效性，让治理举措更贴合群众需求，得到群众广泛认同与支持。
当前，基层治理群众参与不足、自治活力不强，是制约治理效能提升的重要因素：群众参与意识薄弱，部分群众对基层治理缺乏关注，认为基层治理是政府的事，自身“事不关己”，主动参与意愿不强；群众参与渠道不畅，基层缺乏便捷高效的参与平台，群众诉求表达、意见反馈、参与治理的途径有限，导致群众想参与却无门；群众参与能力不足，部分群众缺乏治理相关知识与能力，难以有效参与矛盾调解、政策协商等治理活动；同时，基层对群众参与的引导不足，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导致群众参与热情难以持续，自治活力难以激活，基层治理陷入“政府单打独斗”的困境，治理成效难以满足群众期待。借鉴唐代引导群众参与治理的经验，构建当代基层治理群众参与保障体系，需聚焦“强化参与意识、拓宽参与渠道、提升参与能力、完善参与激励”，充分激发群众自治活力，形成“政府引导、群众主导、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强化群众参与意识方面，需通过宣传引导、价值引领，转变群众治理观念，让群众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共建者”。一是加强治理理念宣传，通过基层宣传栏、微信群、入户走访、文艺演出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基层治理的重要意义、群众参与的权利义务，解读“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让群众明白基层治理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参与治理是权利也是责任，提升群众对基层治理的关注度与参与自觉性。二是挖掘宣传群众参与典型，收集整理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优秀案例，如邻里互助化解矛盾、群众自发参与环境整治、志愿者助力民生服务等，通过媒体报道、基层宣讲等方式广泛宣传，发挥典型示范带动作用，引导更多群众主动参与治理。三是融入传统文化元素，借鉴唐代“乡规民约凝聚共识”的经验，结合本地传统文化、民俗风情，将群众参与治理的要求融入乡规民约、社区公约，通过文化浸润引导群众树立集体意识、参与意识，自觉投身基层治理。
拓宽群众参与渠道方面，需搭建多元化、便捷化的参与平台，让群众能便捷表达诉求、参与治理。一是完善线下参与渠道，在村（社区）设立议事厅、意见箱、民情联络点，定期召开村民大会、居民代表会议、邻里座谈会等，围绕基层治理重点问题、民生项目建设、村规民约制定等内容，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推行“网格议事”模式，以网格为单位，组织网格员与群众面对面沟通，收集群众诉求、协商解决网格内治理难题，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参与治理。二是搭建线上参与平台，借助数字化手段，搭建基层治理线上参与平台，如微信小程序、手机app、线上议事群等，群众可通过平台随时反馈诉求、提出治理建议、参与线上投票、监督治理过程；同时，开通线上咨询服务通道，及时回应群众疑问，让群众参与治理更便捷、更高效，打破时间与空间限制。三是拓宽专项参与渠道，针对不同治理场景，搭建专项参与平台，如在矛盾调解中，邀请群众代表参与调解过程，提升调解结果的认可度；在公共设施建设、民生项目推进中，推行“群众议事决策”机制，让群众参与项目规划、建设监督、成效评价；在环境整治、治安防控中，组建群众志愿队伍，引导群众参与日常巡查、维护管理，让群众在具体治理场景中充分发挥作用。
提升群众参与能力方面，需通过培训指导、实践锻炼，让群众具备参与治理的知识与能力，能有效参与治理实践。一是开展参与能力培训，定期组织群众开展治理知识培训，涵盖基层治理政策法规、议事协商技巧、矛盾调解方法、公共事务管理等内容，邀请专家学者、基层干部授课，通过案例讲解、模拟实践等方式，提升群众的治理认知与参与能力；针对群众代表、志愿者等核心参与群体，开展专项培训，提升其议事决策、协同治理的能力，发挥核心带动作用。二是搭建实践参与平台，让群众在治理实践中提升能力，如安排群众代表参与基层治理会议、加入矛盾调解小组、参与治理成效监督等，通过实际参与积累经验、提升能力；鼓励群众组建自治组织，如邻里互助队、环境维护队、文化活动队等，在组织运行与活动开展中锤炼协同治理能力，激活自治活力。三是提供精准指导服务，基层治理人员主动对接参与群众，在群众参与治理过程中提供全程指导，如帮助群众梳理治理建议、规范议事流程、解读相关政策等，解决群众参与中的难题，增强群众参与信心，提升参与实效。
完善群众参与激励方面，需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激发群众参与热情，让群众参与治理有回报、有动力。一是物质激励，对积极参与基层治理、成效显着的群众与自治组织，给予适当物质奖励，如发放生活用品、治理物资补贴、志愿服务津贴等；对参与公共建设、公益服务表现突出的，优先享受相关民生福利政策，如优先获得就业推荐、困难救助等，让群众参与有实际收益。二是精神激励，对参与治理表现优秀的群众，授予“优秀志愿者”“治理能手”“文明邻里”等荣誉称号，在基层宣传栏、线上平台公开表彰，增强群众的荣誉感与归属感；邀请优秀参与群众分享治理经验，提升其社会认同感，激发参与热情。三是权益激励，将群众参与治理情况与村（社区）公共资源分配、评优评先资格等挂钩，对积极参与治理的群众，在集体资源分配、惠民项目申报等方面给予优先考虑；推行“参与积分制”，群众参与治理活动获得相应积分，积分可兑换物资、服务或享受相关权益，通过多元化激励，让群众参与治理的热情持续高涨。
七、文化引领保障：传承治理文化，凝聚治理合力
唐代乡里治理之所以能形成高效的联动机制，离不开深厚的文化引领，以“礼法合一”为核心的治理文化，贯穿治理全过程，凝聚了官民治理共识，为治理实践提供了精神支撑。唐代将儒家“仁政、德治”理念与法家“法治、规范”思想融合，形成“以德教化、以法约束”的治理文化：通过乡里教化传播儒家伦理道德，引导群众明礼守信、邻里和睦、遵规守纪；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的法律规范，明确治理边界与行为准则，约束官民行为；同时，乡规民约融合民俗文化与礼法精神，成为群众自觉遵循的行为规范，这种文化引领让治理理念深入人心，官民形成治理共识，主动配合治理工作，为联动机制运转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当前，基层治理文化引领不足，治理共识难以凝聚，影响了治理合力的形成：治理文化培育缺失，基层缺乏系统的治理文化建设，群众对治理理念、价值导向认知模糊，难以形成统一的治理共识；文化引领方式单一，多以政策宣传为主，缺乏结合传统文化、民俗风情的文化浸润，难以打动群众、引发共鸣；法治文化与德治文化融合不够，要么重法治轻德治，忽视道德教化的引导作用，要么重德治轻法治，缺乏法律规范的约束，导致治理文化难以发挥协同引领作用；部分地区传统治理文化传承不足，乡贤文化、邻里互助文化等优秀传统治理文化逐渐淡化，难以转化为当代基层治理的精神动力，导致基层治理缺乏文化底蕴支撑，群众凝聚力不强，治理合力难以形成。借鉴唐代文化引领的治理经验，构建当代基层治理文化引领保障体系，需聚焦“培育核心治理文化、融合法治德治文化、传承优秀传统治理文化、创新文化引领方式”，以文化引领凝聚治理共识、激活治理活力，为基层治理提供精神支撑。
培育核心治理文化方面，需立足当代基层治理需求，结合时代精神，培育“以民为本、共建共享、法治诚信、和谐友善”的核心治理文化，凝聚官民治理共识。一是强化“以民为本”文化理念，引导基层治理主体树立“人民至上”的治理思想，将群众需求作为治理出发点与落脚点，把民生服务、群众满意作为治理核心目标，通过优质治理服务让群众感受到治理温度，认同治理理念；同时，引导群众树立“主人翁”意识，认识到自身是治理的参与者、受益者，主动投身治理实践。二是弘扬“共建共享”文化精神，通过宣传教育、实践引导，让“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治理理念深入人心，引导官民、邻里之间协同合作，共同推进基层治理，共享治理成果；在公共建设、民生服务等治理实践中，突出群众的主体地位，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参与治理的价值，增强对共建共享理念的认同。三是培育“法治诚信、和谐友善”文化氛围，引导群众树立法治意识，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依法表达诉求、参与治理；倡导诚信理念，规范群众行为，构建诚信邻里、诚信社区；弘扬和谐友善的传统美德，引导群众互帮互助、和睦相处，化解邻里矛盾，营造和谐融洽的治理环境，为基层治理凝聚精神合力。
融合法治德治文化方面，借鉴唐代“礼法合一”的治理经验，推动法治文化与德治文化深度融合，实现“以法固根本、以德润人心”的协同引领效果。一是强化法治文化培育，开展常态化法治宣传教育，通过法治讲座、法律进村（社区）、案例普法、法治文艺演出等方式，向群众普及与基层治理、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提升群众法治意识与法治素养；在基层治理中严格依法办事，规范治理行为，彰显法治权威，让群众感受到法治的公正性与严肃性，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二是深化德治文化引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结合时代要求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通过道德讲堂、好人评选、家风建设等活动，宣传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的先进事迹，引导群众提升道德修养；将道德教化融入日常治理，在矛盾调解中注重道德引导，在民生服务中彰显道德温度，以道德力量感化群众、凝聚人心。三是推动法治德治协同发力，将法治要求融入道德规范，将道德理念融入法治实践，如在乡规民约中既体现道德倡导，又符合法律规定；在执法办案中兼顾法理与情理，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通过法治与德治的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形成“法安天下、德润人心”的治理格局，提升治理的说服力与凝聚力。
传承优秀传统治理文化方面，挖掘唐代乡贤文化、邻里互助文化、乡规民约文化等优秀传统治理文化的当代价值，结合现实需求转化创新，为基层治理注入文化底蕴。一是传承弘扬乡贤文化，挖掘本地乡贤资源，包括当代优秀企业家、退休干部、专家学者、道德模范等，搭建乡贤参与治理平台，引导乡贤发挥自身优势，参与基层决策咨询、矛盾调解、公益服务、产业发展等治理工作；宣传乡贤先进事迹，弘扬乡贤精神，以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群众参与治理，凝聚治理合力。二是传承发展邻里互助文化，借鉴唐代乡里邻里互助的经验，结合当代群众需求，搭建邻里互助平台，开展邻里互助活动，如组建互助服务队、开展邻里节活动、建立困难群众帮扶机制等，引导群众互帮互助、守望相助，化解邻里隔阂，构建和谐邻里关系，提升基层治理的温度与凝聚力。三是创新发展乡规民约文化，借鉴唐代乡规民约“贴合民情、兼顾礼法”的特点，结合本地实际与时代要求，制定完善现代乡规民约、社区公约，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治理念、道德规范与民俗风情，通过群众广泛参与制定、自觉遵守执行，让乡规民约成为规范行为、凝聚共识的重要载体，发挥其在基层治理中的补充作用。
创新文化引领方式方面，丰富文化引领载体与形式，让治理文化更贴近群众、更具感染力，提升引领实效。一是丰富文化宣传载体，除传统的宣传栏、宣讲会外，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如短视频、直播、微信公众号、抖音等，制作推送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治理文化内容，如法治小视频、道德小故事、治理先进案例等，让治理文化融入群众日常生活，潜移默化影响群众思想行为。二是打造特色文化阵地，在村（社区）建设治理文化广场、文化长廊、道德讲堂、法治驿站等特色文化阵地，融入治理理念、传统美德、法治知识等内容，让群众在休闲娱乐、日常活动中感受治理文化氛围，接受文化熏陶；结合本地文化特色，打造治理文化品牌活动，如民俗文化节、法治文化节、邻里文化节等，提升治理文化的吸引力与影响力。三是推动文化与治理实践融合，将治理文化融入具体治理工作，如在民生服务中体现“以民为本”理念，在矛盾调解中融入道德与法治文化，在环境整治中倡导文明环保理念，让群众在感受治理成效的同时，认同治理文化，形成“文化引领治理、治理践行文化”的良性互动，以文化凝聚力提升治理合力。
唐代乡里治理联动机制的保障体系，以权责界定为基础、资源供给为支撑、能力培育为核心、考核评价为导向、群众参与为活力、文化引领为灵魂，形成了全方位的支撑格局，为治理成效提供了坚实保障。当代基层治理在转化唐代治理经验的过程中，构建完善的保障体系是关键所在——唯有厘清权责边界，才能破解层级治理失衡难题；唯有精准供给资源，才能补齐治理保障短板；唯有提升治理能力，才能夯实治理实践根基；唯有科学考评导向，才能倒逼治理提质增效；唯有激活群众参与，才能凝聚自治强大合力；唯有强化文化引领，才能筑牢治理精神支撑。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的保障体系构建，让唐代治理智慧的当代转化既有制度支撑、资源保障，又有能力支撑、群众基础与文化引领，确保转化实践落地见效，真正实现“古为今用”，为当代基层治理高质量发展注入历史动力，构建更高效、更精准、更具温度的基层治理新格局，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