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跨域协同——唐代邻里互助与当代跨村联动的治理实践（1/2）

跨域协同治理，是基层治理突破地域壁垒、整合分散资源、化解跨区域矛盾的关键抓手。当代基层治理中，跨村、跨乡镇乃至跨县域的协作需求日益凸显，水利分配、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应急处置等诸多事务，单靠单个村社或乡镇难以独立推进，而现存跨域治理机制不完善、统筹协调乏力、责任划分模糊等问题，常导致协作不畅、矛盾频发，制约治理效能提升。回望唐代乡里治理，虽处于农耕文明语境下，却已形成一套成熟的跨域协同治理模式，以乡级主导为核心、邻里互助为基础、规则共建为保障，高效化解了跨村落的治理难题，其治理逻辑与实践经验，经适配当代治理场景转化运用，已在多地基层跨村联动中落地见效，为破解当代跨域治理困境提供了鲜活的历史镜鉴与实践指引。

一、唐代跨域协同治理的生成语境与核心逻辑

唐代作为我国古代农耕文明的鼎盛时期，农业生产是国家存续的根基，而农耕发展高度依赖水利灌溉、耕地协作等跨村落资源调配，同时，自然灾害应对、社会治安维护等事务也需突破村落边界形成合力，这构成了唐代跨域协同治理的核心生成语境。彼时，村落多以宗族聚居为主要形态，单个村落的资源承载力、应急应对能力有限，一旦遭遇水利纷争、灾荒侵袭等跨域问题，仅凭村落自身力量难以化解，极易引发邻里失和、秩序动荡，进而影响农业生产与基层稳定。在此背景下，唐代以“县—乡—里—村”四级治理架构为依托，构建起以乡级为统筹核心、里村为执行单元、邻里为协作基础的跨域协同治理体系，形成了“需求导向、乡级统筹、规则共建、责任共担、互助共赢”的核心治理逻辑，既贴合农耕社会的乡土特质，又精准匹配了跨域治理的现实需求。

从治理主体来看，唐代明确了乡级在跨域协同中的主导地位，成为破解跨村落治理难题的关键枢纽。唐代乡官（初期为乡长，贞观后废乡长，由里正统筹乡级核心事务，村正辅助落实村落层面事务）虽非朝廷正式官僚，却由县令选拔任命，兼具“熟晓乡情、威望充足”的乡土属性与“承接县府指令、统筹乡里事务”的治理权限，上能对接县级资源调配、政策指导，下能联动各村落实具体举措，是连接县府与村落、协调跨村事务的核心纽带。面对跨村治理问题时，乡官无需等待县级指令主动介入，可直接牵头召集涉事村落的里长、村长及乡内德高望重的乡绅、宗族长老议事，凭借自身威望与治理权限协调各方诉求，制定协同方案，避免了单个村落协商的无序性与县级介入的滞后性。而里长、村长作为村落层面的治理主体，承担着传达诉求、落实协同方案、组织村民参与的职责，既是跨域协同的执行者，也是村落利益的代言人，确保协同举措既符合整体利益，又兼顾村落实际；乡绅、宗族长老则凭借自身公信力参与议事调解，化解村落间的利益分歧，助力协同方案达成共识，形成“乡官主导、村社联动、乡绅助力”的多元协同主体格局。

从治理纽带来看，唐代跨域协同以“共同利益”为核心联结，兼顾“乡情伦理”的情感维系，让协作具备天然的凝聚力。农耕社会中，村落间的共同利益高度集中，水利灌溉关乎各村粮食收成，生态管护影响周边生计环境，应急互助关系着各村抵御灾害的能力，这些共同利益让村落间具备协作的内在动力，也成为跨域协同的天然纽带。唐代乡官在推进跨域协同时，始终以维护各村共同利益为出发点，无论是水利分配、耕地协作，还是应急互助，均围绕“保障农业生产、稳定民生秩序”这一核心目标推进，确保协同举措能让各村受益，减少协作阻力。同时，唐代乡里社会依托宗族血缘、邻里往来形成了深厚的乡情伦理，村落间多有通婚联姻、日常互助的往来，邻里和睦的观念深入人心，这种情感纽带让村落间在协商协作时更易达成包容互谅，减少利益纷争的尖锐性，即便出现矛盾，也能在乡情伦理的约束下通过协商化解，为跨域协同提供了情感支撑。

从治理保障来看，唐代以“规则共建、责任共担”为核心构建协同保障机制，确保跨域协作长效落地。面对跨村治理难题，唐代并非依靠强制指令推行协作，而是由乡官牵头，结合涉事村落的实际需求、资源禀赋，组织各方共同商议制定协同规则，明确资源分配标准、责任划分细则、违约处置办法等核心内容，让规则贴合实际、得到各方认可，从源头减少执行阻力。规则制定后，乡官会监督各村严格落实，明确各村在协作中的具体责任，无论是水利设施管护、生态环境治理，还是应急互助支援，均实行“按需分工、责任到户”，确保事事有人管、人人有责任。同时，依托县府赋予的问责权限，对拒不配合、违反规则的村落或个人予以惩戒，轻则劝导教育、责令整改，重则上报县府处以罚粮、罚役等处罚，以刚性约束保障规则落地。此外，唐代还注重以“互助共赢”强化协同黏性，跨域协作中既强调责任共担，也注重资源互补、利益共享，让各村在协作中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受益，形成“协作越深入、收益越显着”的良性循环，推动跨域协同从“被动执行”转向“主动参与”。

从治理范围来看，唐代跨域协同覆盖水利共治、耕地协作、应急互助、治安联防等多个领域，形成全方位的跨村联动格局。其中，水利共治是唐代跨域协同最核心、最成熟的领域，因农耕生产对水利的高度依赖，跨村灌渠、河流的治理与用水分配成为乡级治理的重点事务，形成了一套从规划建设、用水调度到管护维修的完整协同机制；耕地协作多出现于土地相连的村落间，针对地块零散、耕种效率低下的问题，通过跨村耕地整合、劳动力互助等方式提升耕种效益；应急互助聚焦旱涝、蝗灾等自然灾害应对，构建“受灾村求助、未受灾村支援、乡级统筹调度”的联动模式，助力快速恢复生产生活；治安联防则围绕村落治安维护，跨村组建巡逻队，互通治安信息，合力打击盗窃、匪患等违法活动，保障乡里安宁。多领域的跨域协同实践，让唐代乡里形成了“邻里互助、守望相助”的治理氛围，有效破解了单个村落治理能力不足的难题，夯实了基层稳定根基。

二、唐代跨域协同的典型实践场景与治理细节

唐代跨域协同治理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诸多典型场景，涵盖水利、应急、耕地、治安等多个领域，每个场景均具备清晰的治理流程、具体的实践举措与鲜明的治理特色，完整呈现了唐代跨域协同的治理智慧，也为当代跨域治理提供了具体的经验参照。

（一）水利共治：规则化调配与常态化管护的协同实践

水利是农耕文明的“命脉”，唐代黄河中下游、江南水乡等农业发达地区，跨村共用灌渠、河流的情况极为普遍，用水分配与设施管护的协同治理，成为唐代跨域协同的核心实践场景，形成了“精准调研、规则共建、分时配水、共担管护”的成熟模式，有效化解了用水纷争，保障了农业生产稳定。

武则天垂拱年间，河南道滑州某乡（今河南滑县周边）辖下五村（李村、张村、王村、刘村、陈村）共用一条引卫河灌渠，该灌渠全长十余里，自西向东贯穿五村，灌溉耕地近两千亩。起初，因无统一用水规则，每逢春灌、夏灌旺季，上游村落常截留水源优先灌溉自家耕地，导致下游村落水量不足，作物减产，五村间多次爆发争执，甚至出现砸毁渠堤、堵截水流的冲突，不仅影响粮食收成，更破坏了邻里关系。时任乡官王忠得知后，并未简单斥责上游村落，而是先开展为期十日的实地调研：逐一丈量五村灌溉耕地面积，记录各村种植作物品类（李村、张村以小麦、棉花为主，王村、刘村、陈村以玉米、高粱为主），核算不同作物的需水量；勘测灌渠流量、沿途渗漏情况，掌握实际可调配水量；走访各村农户、村干部，倾听各方用水诉求与矛盾焦点。调研结束后，王忠牵头召集五村村长、宗族长老及农户代表，在乡级议事点召开协同议事会，逐一通报调研数据，引导各方摒弃“各自为战”的思维，聚焦“共同保收”的核心目标商议协同方案。

经过多轮协商，最终达成共识，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水利共治规则：一是按“耕地面积+作物需水”定配水量，根据调研数据，核算出五村每亩耕地的基础配水量，小麦、棉花等需水作物每亩配水量较玉米、高粱提高20%，确保各村作物灌溉需求得到满足；二是实行“分时轮灌”制度，春灌、夏灌旺季按“西向东、先口粮后经济作物”的顺序，划分每日灌溉时段，上游李村、张村每日凌晨至正午灌溉，下游王村、刘村、陈村每日正午至深夜灌溉，乡官每日派专人沿线巡查，监督水量调配，避免截留私用；三是明确管护责任，按灌渠流经路段划分管护区域，五村各自负责本村辖区内的灌渠清淤、堤坝维修，每月月初集中开展一次全渠清淤，由乡官统筹调度各村劳动力，确保灌渠畅通无堵塞；四是制定违约处置办法，若某村截留水源、延误管护，首次予以警告，责令赔偿受影响村落的损失，二次违反则上报县府，处以罚粮五十石、承担当月全渠管护的处罚。

规则落地后，五村用水秩序迅速规范，上游村落不再随意截留水源，下游村落也能获得足额水量，当年五村作物均实现丰收，亩均产量较往年提升三成。为强化管护成效，王忠还牵头组建了跨村水利管护队，由五村各选2名青壮年组成，负责日常巡查灌渠、及时处置渗漏等小问题，管护队经费由五村按耕地面积比例分摊，进一步保障了灌渠的长期稳定运行。此后数年，该乡五村未再爆发用水冲突，邻里往来愈发密切，甚至在耕种时节相互拆借农具、调配劳动力，形成了良性协作氛围。这套水利共治模式后来被滑州其他乡借鉴推广，成为唐代河南道跨村水利治理的典范，史载“滑州诸乡仿其法，渠水有序，纷争渐息，粮产丰稳”。

类似的水利跨域协同实践，在江南地区同样普遍。唐玄宗开元年间，江南道苏州某乡（今江苏苏州周边）因多雨易涝、少雨易旱，辖下三村共用一条灌溉排涝两用渠，既要保障旱季灌溉，又要应对雨季排涝。乡官结合江南气候特点与三村地形差异，制定了“旱季分时灌、雨季协同排”的治理方案：旱季按各村耕地面积分配灌溉水量，优先保障水稻种植用水；雨季则统一由乡官调度，上游村落提前开闸预排，中游村落加固渠堤，下游村落拓宽排水出口，形成联动排涝体系，避免积水淹田。同时，明确三村共同承担渠堤加固、排水闸维修的责任，每年秋收后集中开展一次设施修缮，确保排灌功能完好。这套方案有效应对了江南地区的水旱问题，三村水稻产量常年稳定，成为江南水乡跨域水利治理的典型。

唐代跨村水利共治的核心智慧，在于摒弃“强权分配”的简单模式，以精准调研掌握实际情况，以民主协商凝聚共识，以规则化管理规范用水秩序，以责任共担保障设施长效运行，既兼顾了各村利益，又实现了资源的合理利用，这一实践逻辑对当代基层跨村水利治理仍具极强的借鉴价值。

（二）应急互助：乡级统筹与资源互补的联动救援

唐代农耕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有限，旱涝、蝗灾、暴雨等灾害频发，单靠单个村落难以应对灾害冲击，由此形成了以乡级为统筹核心、跨村资源互补为支撑的应急互助模式，涵盖灾害预警、人员救援、物资支援、灾后重建等全流程，实现了“快速响应、合力抗灾、高效复苏”的治理成效，筑牢了基层灾害防控的防线。

唐玄宗天宝年间，河东道汾州某乡（今山西汾阳周边）遭遇百年不遇的暴雨，连续三日的强降雨导致山洪暴发，该乡辖下东河村、西河村因紧邻山脚，房屋被冲毁近半，农田被泥沙掩埋，数十名村民被困，粮食、衣物等物资严重短缺；而乡内另外三个村落（南村、北村、中村）因地势较高，受灾较轻，仅部分农田积水、少量房屋受损。灾害发生后，乡官李敬第一时间带领乡内差役赶赴受灾村，组织未被困村民转移至高地避险，同时派人骑马赶往周边未受灾村，召集各村村长、乡役及里胥（承担治安、应急等职责）召开紧急应急会议，部署跨村互助救援工作。

在李敬的统筹调度下，跨村应急互助迅速展开：一是组建跨村救援队伍，由南村、北村、中村各抽调20名青壮年组成救援小队，携带绳索、农具等工具赶赴受灾村，协助转移被困村民，截至暴雨停歇，共成功转移被困村民87人，无一人伤亡；二是调配跨村物资支援，协调未受灾村的农户、宗族捐赠粮食、衣物、被褥等物资，南村捐赠粮食300石（约合当代18吨）、衣物百余件，北村捐赠被褥50床、饮用水数十桶，中村调配木料200根，由专人运输至受灾村临时安置点，保障受灾村民基本生活需求；三是开展跨村医疗救助，邀请未受灾村的乡村郎中组成临时医疗队，赶赴安置点为受伤村民处理伤口、诊治感冒等病症，发放草药，同时做好安置点清洁消杀，避免灾后疫病传播；四是统筹灾后重建，暴雨停歇后，李敬协调未受灾村调配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及劳动力，协助受灾村清理房屋废墟、疏通道路淤泥、修复损毁农田；同时联动县府申请救灾物资，协调各村合作社调拨水稻、蔬菜等速生作物种子，组织农技人员指导受灾村抢种晚秋作物，仅一个月便帮助受灾村恢复基本生产生活，三个月后，受灾村农田重新焕发生机，村民陆续搬入修缮后的房屋。

此次跨村应急互助中，乡官的统筹调度起到了关键作用，快速整合跨村资源、明确救援分工，避免了救援混乱；而未受灾村的主动支援、资源互补，则为受灾村快速恢复提供了坚实保障，彰显了“邻里互助、守望相助”的治理理念。除了灾害救援，唐代跨村应急互助还涵盖疫病防控、突发治安事件处置等场景。如代宗大历年间，河北道魏州某乡某村爆发疫病，乡官立即采取隔离措施，划定疫病防控范围，禁止村民随意流动，同时协调周边村落捐赠草药、粮食，组织跨村医疗队伍开展诊治，避免疫病扩散；武宗会昌年间，某乡遭遇匪患侵扰，乡官牵头跨村组建联防队伍，互通匪情信息，合力围堵匪患，最终成功肃清匪患，保障了乡里安宁。

唐代跨村应急互助的核心优势，在于构建了“乡级统一调度、跨村资源联动、全流程协同推进”的应急体系，打破了单个村落应对灾害的能力局限，以快速响应减少灾害损失，以资源互补提升复苏效率，同时强化了村落间的协作黏性，为当代基层跨村应急联动提供了清晰的实践范式。

（三）耕地协作：资源整合与劳动力互助的高效耕种

唐代部分地区因地形分散、劳动力分布不均，单个村落存在耕地零散、耕种效率低下、劳动力短缺等问题，为此，唐代乡官牵头推动跨村耕地协作，通过耕地整合、劳动力互助、农技共享等方式，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实现各村互利共赢，成为跨域协同的重要实践场景之一。

唐高宗永徽年间，关内道京兆府某乡（今陕西西安周边）辖下两村（东村、西村），东村地势平坦但劳动力短缺，不少耕地因无人耕种闲置；西村劳动力充足但地形多丘陵，耕地零散，耕种成本高、产量低。两村虽相邻，却长期各自耕种，未能发挥资源优势。乡官赵毅调研得知情况后，牵头召集两村村长、农户代表商议耕地协作方案，最终达成跨村耕地整合与劳动力互助协议：一是耕地统筹调配，东村将闲置的200亩平坦耕地交由西村农户耕种，西村则将丘陵地带适合种植果树的100亩耕地交由东村农户培育果树，耕地收益按“耕种方占七成、土地所有方占三成”的比例分配，兼顾双方利益；二是劳动力互助协作，春耕、秋收等农忙时节，两村统一调度劳动力，东村劳动力协助西村耕种平坦耕地，西村劳动力协助东村培育果树，按实际劳动时长结算工钱，或实行“以工换工”，相互抵扣劳动量；三是农技共享推广，乡官邀请县府农技人员定期到两村开展农技培训，传授优质作物种植、果树管护等技术，两村农户相互交流耕种经验，共同提升种植水平；四是产销协同合作，两村联合组建农产品产销小队，统一收购作物、果品，对接县城商贩、集市，拓宽销售渠道，避免单个农户售卖时被压价，提升收益。

协作方案落地后，两村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东村闲置耕地被充分利用，果树培育成效显着，次年便实现挂果，亩均收益较此前种植粮食提升两倍；西村农户耕种平坦耕地，耕种效率提升三成，粮食产量较往年增加四成，收益大幅提升。农忙时节的劳动力互助，解决了东村劳动力短缺、西村劳动力闲置的问题，降低了耕种成本；产销协同则避免了农产品滞销、压价的风险，保障了农户收益。此后，两村又进一步扩大协作范围，联合修建灌溉水渠，共同购置农耕器械，协作愈发深入，成为乡内耕地协同治理的典范，带动周边村落也纷纷开展跨村耕地协作，提升了整个乡的农业生产水平。

类似的耕地跨域协作，在唐代边疆地区也有体现。武则天时期，河西道凉州某乡（今甘肃武威周边）是汉族与少数民族聚居地，汉族农户擅长耕种，少数民族农户擅长畜牧，乡官结合双方生产优势，推动跨民族村落的耕牧协作：汉族农户为少数民族农户提供耕种技术指导，协助开垦耕地种植饲料；少数民族农户为汉族农户提供优良畜牧品种，传授畜牧管护技巧，协助发展畜禽养殖；双方相互交换粮食、饲料、畜禽产品，实现耕牧互补、互利共赢，既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益，又促进了民族交融，维护了边疆基层稳定。

唐代跨村耕地协作的实践内核，在于精准匹配不同村落的资源禀赋，通过统筹调配、互助协作、共享共赢，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同时强化了村落间的协作关系，这一经验对当代基层跨村产业协作、资源整合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治安联防：跨村联动与隐患共治的安宁保障

唐代乡里社会治安维护同样离不开跨域协同，单个村落的治安防控能力有限，难以应对盗窃、匪患、流民侵扰等跨区域治安问题，为此，唐代构建了跨村治安联防机制，以乡级为统筹、村社为单元、农户为基础，形成“信息互通、力量联动、隐患共治”的治安防控体系，保障乡里安宁。

唐玄宗开元年间，淮南道扬州某乡（今江苏扬州周边）因临近交通要道，流动人口多，盗窃案件频发，且盗贼多跨村作案，得手后迅速逃窜至其他村落，单个村落难以抓捕，导致盗贼愈发猖獗，影响农户生活安宁。乡官孙明得知后，牵头构建跨村治安联防体系：一是建立治安信息互通机制，各村设置治安信息员，由村干部或威望较高的农户担任，每日排查村内治安隐患，发现盗窃线索、可疑人员立即通报乡官及周边村落，实现信息实时共享，避免盗贼跨村逃窜隐匿；二是组建跨村联防队伍，由各村抽调青壮年农户组成，每村5-10人，乡官定期组织联防队伍开展治安巡逻、抓捕技巧培训，配备木棍、绳索等简易防控器械，农闲时节每日开展跨村联合巡逻，农忙时节则分时段、分区域巡逻，重点防控耕地、农户宅院、物资存放点等关键区域；三是制定联防处置流程，遇盗窃、匪患等治安事件，事发村立即通报乡官及周边村落，联防队伍快速集结，按预设路线围堵抓捕，乡官协调县府捕快协助处置重大治安事件；四是开展农户联防互助，引导各村农户相互照应，夜间实行“邻里守望”，发现异常及时提醒，农户外出时相互托付照看宅院，减少盗窃案件发生。

治安联防机制推行后，该乡盗窃案件大幅减少，仅半年时间，盗窃案发率下降七成，盗贼基本被肃清。一次，某盗贼在东村盗窃农户财物后逃窜至西村，东村治安信息员立即通报，西村联防队伍迅速布控，联合东村联防队伍将盗贼抓获，及时追回被盗财物，彰显了跨村联防的治理效能。除了盗窃防控，跨村治安联防还有效应对了匪患侵扰。天宝末年，安史之乱爆发，部分流寇窜至该乡作乱，乡官孙明立即启动跨村联防应急响应，集结全乡联防队伍，依托村落地形设伏，配合县府军队成功击退流寇，保护了农户生命财产安全。

唐代跨村治安联防的核心价值，在于打破了村落治安防控的地域壁垒，通过信息互通实现精准防控，通过力量联动提升处置能力，通过全民参与构建群防群治格局，有效化解了跨区域治安隐患，保障了基层社会稳定，这一治理模式对当代基层跨村治安联防、平安建设仍具重要的实践意义。

三、当代跨村联动对唐代跨域协同经验的转化与实践

当代基层治理中，跨村联动的需求与唐代相比更为多元，涵盖水利共治、产业协同、生态保护、应急处置、治安联防、公共服务共享等多个领域，面临的治理环境也更为复杂，但唐代跨域协同的治理逻辑——“乡级统筹、规则共建、责任共担、互助共赢”，仍具备极强的适配性。各地基层在跨村联动实践中，立足当代治理需求，对唐代经验进行创造性转化，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案例，既破解了实际治理难题，又彰显了历史经验的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