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唐代乡里治理联动机制的当代转化路径（1/2）

第一节：当代基层治理的核心痛点与唐代经验的适配性

田埂上的农户望着旱得发裂的田地，泥土结块硌得脚生疼，刚抽穗的青苗蔫头耷脑，叶片卷成细条，田埂边的野草也蔫了大半。他们盼着农技人员来指导灌溉、排查病虫害，往乡镇农技站跑了三趟、打了四五通电话，得到的始终是“人手紧张、再等等”，一等就是半月，青苗蔫了半截，农户蹲在田埂上急得叹气，手里的锄头攥得发白，反复念叨“再旱几天，这季收成就全完了”；社区独居老人张奶奶，攥着磨得发亮的社保卡，在政务服务大厅的终端机前站了近一小时，浑浊的眼睛盯着触屏反复摸索，粗糙的指尖发颤，要么点错页面，要么找不到“社保认证”入口，身旁年轻人匆匆划过的界面让她更无措，几次想开口又咽了回去，最终在冰冷的机器前红了眼眶；相邻的李家庄和王湾村共用一条灌溉水渠，水渠修到两村地界就没了下文，去年旱季，上游李家庄拦水浇地，下游王湾村百余亩玉米地缺水干裂，苗全枯死，村民扛着铁锹堵了上游水道，两边吵得面红耳赤、险些动手，两村村干部天天去调解，磨破嘴皮也定不下长效办法，原本和睦的邻里越闹越僵，往来少了大半；基层干部小王到乡镇工作两年，每天七点到岗，桌上堆着厚报表、台账和迎检通知，上午整理乡村振兴数据、核对补贴明细，下午陪调研、开推进会，晚上熬夜核数据写汇报，忙得脚不沾地，月底复盘却发现，农户盼的农技指导只办了一次，争执的水渠修缮还停在初步协商，没办成几件实打实的民生事——这些满是烟火气的场景，不是个例，而是当代基层治理痛点的真实写照，既耗损着群众的获得感，也让基层陷入“干了不少活、却没解真难题”的尴尬。

当代基层治理的痛点，早已跳出单一环节、局部区域，成了贯穿决策、执行、反馈全链条，覆盖城乡社区、偏远山区、民族地区的系统性难题，各类痛点交织，像密网困住治理效能。根源在于县乡村三级权责模糊、边界不清：县级握行政审批、资金调配实权，却因层级阻隔、调研不足，对乡村实际知之不深，政策多靠下级报表制定，忽视乡土复杂——比如部分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的产业扶持政策，只追种植规模、短期效益，不管山区地块零散、交通不便、物流成本高，硬让农户连片种经济作物、定硬性指标，结果农户跟风种出的作物，要么因地块散影响品质，要么因物流堵滞销，项目半途而废，既浪费资源，更打击农户积极性；乡镇夹在中间两难，上要接县级二三十个部门的指令、应对各类考核，下要统筹村务、回应诉求、调解矛盾，却没匹配的实权，遇土地纠纷、设施修缮，只能“向上请示、向下协调”，落进“有责无权、有心无力”的“夹板层”；村级直面群众，要做政策宣讲、矛盾调解、民生代办等琐碎事，却长期缺资源：集体经济薄弱没稳定收入，修道路、护设施没钱没力；村干部老龄化严重，年轻人多外出，留守者文化水平有限，学不会新政策、新技能，没专业培训，面对数字化治理、产业规划力不从心，要么硬撑推进，要么推诿拖延，民生事迟迟落不了地。三级权责纠缠，“踢皮球”“甩包袱”成常态：农户反映宅基地纠纷，村级没执法权只能调解，不成推给乡镇；乡镇能牵头协商却没裁定权，得上报县级自然资源部门；县级又以“补佐证材料”打回，一圈折腾少则十天半月，多则两三月，问题没解决，群众怨气越积越深，对基层治理的信任越来越弱。

资源配置失衡也愈发突出，城乡、区域间差距拉大，既削弱治理公平，也让实效两极分化。城市社区是资源“高地”，区位优、配套全，优质教育、医疗、政务资源扎堆：周边学校师资强、设施全，孩子能享好教育；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备齐、医护专业，常见病就近能治；政务网点密，线上平台顺、线下窗口贴心，群众办事多能“最多跑一次”，简单事甚至足不出户就办完，生活需求能快速响应。农村尤其是偏远山区、革命老区，却是资源“洼地”，基础治理资源短缺，难满足群众基本需求：村级卫生室多是简易诊室、一张诊疗床，药品只够治常见病，设备就血压计、体温计，遇阑尾炎、骨折等稍重的病，农户得翻山越岭几十公里去县城，既耽误救治，又添就医成本；乡村学校办学简陋，教学楼老旧、没多少多媒体设备，优质师资稀缺，不少老师身兼数科，教学质量没保障，不少家长咬牙在县城租房陪读，受奔波之苦、扛经济压力；政务资源更缺，部分偏远乡村通信弱，4g时断时续、5g几乎空白，手机通话卡顿，线上办事平台登不上，连上了也常加载失败，农户办社保认证、补贴申请这类简单事，得往返县城好几次，耗时又费力。即便同一乡镇，资源分配也偏斜：中心村、示范村能优先拿道路硬化、水利修缮、产业资金，村容整洁、配套齐全；偏远村组却常被忽视，进村路坑坑洼洼，雨天泥泞、晴天扬尘；灌溉水渠年久失修，漏水堵塞家常便饭，旱季浇地难、雨季排涝不畅，影响收成；村级没文化活动、没休闲设施，群众精神需求没人管。治理资源的“马太效应”，让城乡、区域治理差距越拉越大，公平性遭质疑，拖累整体效能提升。

部门协同不畅、难聚治理合力，是另一突出痛点，职能部门“各自为战”，大幅拉低治理效率。基层治理是系统活，牵涉民政、社保、农业农村等多个部门，虽分工明确，不少部门却守着“一亩三分地”，没常态化协同机制，形成治理壁垒。比如农户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备案”，得跑多个部门审批：先去农业农村部门交申请等审核，再去市场监管部门办营业执照，最后去税务部门核税费、办登记，每个流程独立、材料重复，农户要跑四五趟、耗半个多月，不少人嫌麻烦放弃，影响农业经营规范化；乡村遇暴雨山洪，应急管理部门抢险转移群众，民政部门统计灾情发物资，卫健部门做医疗救助，水利部门疏河道固堤坝，各干各的，没提前对接信息、没现场统筹，常衔接脱节：应急部门转移群众后没同步信息给民政，导致物资备得不够、发得滞后；卫健部门不清楚受灾情况，没法快速调资源；水利抢修和应急抢险甚至起冲突，干扰救灾进度。更关键的是，部分县级部门制定政策只顾自身需求、盯着考核，不统筹兼顾，导致政策冲突、任务叠加，让基层干部无所适从：比如农业农村部门按地块统计作物情况，自然资源部门同期按农户统计土地种植，内容重叠却口径、格式不一样，基层干部只能重复统计，白添负担；还有些政策脱离乡村实际，比如让偏远乡村短期建数字化农业示范基地，却不配套技术、设备和资金，基层迫于考核硬推，最后要么半途而废，要么成“面子工程”，没半点实际效益。另外，村级和县级部门联动弱，县级只在收数据、落任务、搞检查时对接村社，平时很少下基层听诉求、给支持，村级遇修道路、要产业扶持等难题，找县级得层层请示，流程繁琐，甚至“门难进、事难办”，治理力量拧不成一股绳，没法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

治理方式僵化、精准度不够，进一步加剧基层治理失衡，举措和群众需求越走越远。当前部分基层治理还停在“经验主义”“粗放式”阶段，没精准研判时代变化、群众需求，举措要么墨守成规，要么一刀切，难适配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实际。一方面，“凭经验办事”根深蒂固，不少基层干部沿用老模式，忽视城乡差异、群众需求升级，导致举措“水土不服”：乡村搞产业，部分干部见邻村种果蔬赚钱，就不管本村土壤贫瘠、缺水、交通差、没销路，硬组织农户跟风种，没调研市场、没技术指导，最后果蔬品质差、运输成本高，全滞销腐烂，农户血本无归，对干部的信任一落千丈；农村搞人居环境整治，部分干部只做表面功夫，清垃圾、刷墙面、摆绿植，却不管群众迫切需要的污水处理、厕所改造，整治后村容看着美，居住质量没改善，群众满意度低。另一方面，“一刀切”治理普遍，不管区域、群体、业态差异，全推统一标准，结果适得其反：农业指导上，部分县级部门不考虑南北方气候、土壤、水资源不同，全国推同一种作物，北方干旱区硬种水稻，南方多雨区盲种小麦，都因不适宜减产，坑了农户；城乡治理上，部分地区把城市网格模式照搬去农村，无视农村地域广、居民散、乡情复杂、资源有限的特点，网格划得不合理、网格员不够，举措落不了地，没提升效能反而添了负担；智能政务推广上，部分地区追“数字化”考核，取消线下窗口、全推线上，不管老年人不会用智能设备、偏远地区网络卡顿，导致这部分群众办事无门，智能政务成了“梗阻”。更关键的是，群众需求调研走形式，多是“坐办公室填问卷、打电话问情况”，下基层也走马观花，很少进田头、入农户家听真实诉求、知实际困难，举措偏离需求“靶心”：比如群众盼着修灌溉水渠，基层却把精力、资金投去建文化墙；群众需要农技上门指导，基层却反复开脱离实际的政策宣讲会，治理和需求脱节，难获群众认可。

治理保障薄弱、基层负担过重，让基层干部陷入“有心干事、无力担当”的困境，拖累治理实效。一方面，软硬件保障不足，撑不起高效治理：硬件上，偏远乡村基建滞后，通信覆盖差，不少村组4g不全、室内没信号、5g空白，线上办事系统落不了地，智能治理成空谈；村级便民服务点设施简陋，缺电脑、打印机，部分没固定办事人员，只能代收转信息，没法实现“就近办、马上办”；农村公共服务缺得厉害，养老服务跟不上，独居留守老人的照料、护理需求没人管，文化体育设施匮乏，群众精神生活空泛。软件上，人才队伍跟不上，除了村干部老龄化、专业化不足，农村年轻人才“引不来、留不住”，即便有人返乡，也因待遇低、没发展空间离开，治理队伍缺新鲜血液，应对数字化治理等新任务没能力；老年、特殊群体服务机制不全，老年人缺帮办代办、智能设备指导，没法享受智能政务便利，残疾人、困境儿童等的个性化需求没人对接；数字化平台零散，各部门线上系统独立、数据不兼容，没统一共享平台，基层干部办业务得反复登多个系统填数据，添负担、降效率。另一方面，干部权责保障和负担失衡，干事积极性受挫：工作任务繁重，乡镇干部要对接县级几十个部门，每天被报表、台账、考核、调研、会议占满，不少报表重复混乱，得熬夜核对；村干部身兼数职，既要管村务、落实任务，又要顾自家生计，常分身乏术，只能牺牲个人时间；考核机制不合理，重“痕迹管理”，以报表、材料、迎检情况论优劣，忽视实际成效和群众评价，逼着干部花精力“造痕迹”，陷入“重形式、轻实干”的误区；待遇保障不足，基层干部薪酬偏低，村级干部只有少量补贴、没固定收入，难维持生计；晋升渠道窄，乡镇干部上升空间有限，村级干部几乎没晋升机会，干事没动力；更让干部顾虑的是，权责边界模糊、问责过严，遇事“层层甩锅、层层问责”，干部成最后追责对象，即便认真履职也容易被问责，“干得多错得多”的顾虑，让不少干部不敢担当、不愿作为，工作敷衍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