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历史镜鉴——唐代联动机制对当代基层治理的启示（2/2）

从唐代人力依赖的技术困境，到当代数字化赋能的技术升级，基层治理技术的发展始终围绕“提升效能、精准治理”的核心目标，既还原了技术条件对基层治理的深刻影响，也印证了技术迭代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唐代的技术局限给当代技术赋能指了明路，当代技术发展则补上了传统治理的短板，形成了治理技术从传统到现代的完整演进轨迹。

四、治理主体的古今塑造：从乡官主导到多元协同，夯实治理执行根基

唐代乡里治理联动机制的运转，全靠乡官、里正、村老等基层治理主体，他们是国家权力下沉基层的核心载体，是连接上层治理和百姓的桥梁，履职能力和素养直接决定联动机制的落地效果。但受封建制度限制，唐代基层治理主体建设有不少短板，成了制约治理效能的关键，而当代基层治理构建了多元协同的治理主体体系，既传承了传统治理主体“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又破解了传统局限，实现了治理主体的古今转型升级，夯实了基层治理的执行根基。

唐代基层治理以乡官、里正为核心，村老等乡土精英辅助，他们既是“国家代理人”，要落实政令、收赋税徭役、管治安；又是“乡土管理者”，要调解邻里纠纷、协调乡土事务、反映百姓诉求。治理好的时期，优秀乡官能兼顾国家需求和乡土利益，比如贞观年间的乡官大多轻徭薄赋、劝农兴桑，按乡土伦理调解纠纷，获百姓认可，推动治理顺畅。但整体来看，唐代基层治理主体建设有明显短板：一是选拔任用不规范，标准模糊，多靠门第、地方势力或上级举荐，没统一能力考核，导致治理主体素质参差不齐，部分乡官没治理能力甚至品行不端；二是权责边界模糊，乡官既要担行政职能，又要管乡土自治，还被上级层层摊派事务，履职混乱，易出现越权或不作为；三是保障激励缺失，乡官地位低，多是“义务性”岗位，俸禄微薄甚至没有，晋升渠道窄，履职积极性低，部分人为谋私利勾结豪强、贪腐敛财，损害百姓利益；四是缺乏培育培训，乡官靠个人经验履职，没系统培训，应对灾荒、冲突等复杂情况时力不从心。

唐代基层治理主体的短板，直接导致联动机制执行走样、效能下降，这也说明治理主体是基层治理的核心支撑，建设好坏决定治理成效。当代基层治理传承了传统治理主体“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针对传统局限，构建了“多元协同、素养过硬、保障完善”的治理主体体系，实现了古今转型。

主体构成上，从唐代单一乡官主导，升级为“党组织领导下的多元协同”体系，拓宽治理力量范围，凝聚合力。唐代只靠乡官等官方主体，治理力量单薄，现在整合了基层干部、社区工作者、网格员、志愿者、社会组织、乡贤、辖区企业等多元力量，形成全员参与的治理格局：党组织牵头统筹，基层干部落实政策、统筹事务，网格员扎根网格采信息、收诉求、办小事，志愿者和社会组织补专业服务（覆盖养老、托幼、调解等），乡官靠威望帮调解、带发展，辖区企业参与公益、助振兴，多元主体各司其职、协同发力，补上了唐代治理力量单一的短板。比如农村构建的“村党组织+村委会+村民理事会+乡贤+志愿者”体系，既保障政策落地，又发挥乡土力量作用，实现官方治理和乡土自治协同，既传承了唐代乡官与村老协同的智慧，又拓展了治理主体的多元性。

选拔任用方面，改掉唐代“标准模糊、任人唯亲”的弊端，建科学规范的选拔机制，确保治理主体素质适配需求。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看实绩、听民意”的原则，既查政治素养、道德品行，又看基层经验、群众工作能力、专业治理素养；拓宽选人渠道，通过公开招考、竞争上岗、定向招录、人才回流等方式，吸纳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返乡创业者、优秀乡土人才等投身基层，打破身份、地域壁垒；选拔过程公开透明，引入群众评议、实地考察、能力测试，确保选出来的人既符合要求，又受百姓认可，能快速融入基层开展工作。比如乡镇干部选拔，公开招考吸纳优秀高校毕业生，定向招录熟悉乡土的本土人才，全程公示接受监督，避免唐代乡官选拔的乱象。

培育培训方面，建常态化、系统化培育体系，提升治理主体综合能力，破解唐代缺乏系统培育的困境。培训内容聚焦基层需求，涵盖政策解读、法律法规、群众沟通、矛盾调解、应急处置、数字化技能、廉洁规范等，贴合实际工作；培训方式多元，用案例教学、实地演练、经验交流、跟班学习、线上课程等模式，结合典型案例拆解分析，让治理主体在实践中学方法；建“传帮带”机制，让经验丰富的老干部、优秀骨干带新任职人员，帮他们快速熟悉情况、积累经验，缩短适应期。比如多地开展基层干部能力提升工程，每月集中培训，每季度跨区域交流，每年派优秀干部到先进地区挂职，持续提升治理能力，应对复杂需求。

保障激励方面，建“严管厚爱、激励约束并重”机制，激发履职积极性，补上唐代保障不足的短板。待遇上，完善薪酬体系，合理提高收入，健全医疗、养老、住房保障，改善工作条件，解决后顾之忧；给偏远、艰苦岗位额外补贴，保障基本权益。晋升上，畅通渠道，推行基层主体优先晋升、定向选拔政策，把基层工作经历作为干部晋升的重要依据，让大家“有奔头、有希望”。监督上，建全方位体系，整合上级督查、同级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明确监督重点和问责标准，对腐败、不作为乱作为零容忍，严肃追责；同时建科学容错纠错机制，明确容错范围，包容探索中的无意失误，打消“怕问责、不敢为”的顾虑，鼓励主动担当。比如南方某县推行的基层保障激励政策，把基层干部薪酬提高20%，给偏远乡村网格员发交通和住宿补贴，建“基层满3年优先晋升”机制，搭线上监督举报平台，既保障权益又规范履职，有效激发了治理活力，刚好修正了唐代治理主体保障缺失的问题。

从唐代单一乡官主导到当代多元主体协同，基层治理主体的发展既传承了“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又跟着时代补短板，还原了治理主体随社会发展优化的轨迹。唐代治理主体的教训，给当代培育工作提供了镜鉴，推动构建起适配新时代需求的主体体系，为基层治理高效运行筑牢根基。

五、区域治理的古今适配：从一刀切到精准施策，契合地域发展实际

唐代疆域广阔，不同区域在自然环境、经济基础、民族构成、文化习俗上差异显着，但唐代乡里治理联动机制没适配这种差异，搞“一刀切”的治理模式，导致治理成效地域分化明显，这是唐代基层治理的重要局限，也是传统基层治理的共性难题。当代基层治理充分汲取这一教训，立足区域实际推差异化治理，实现了从“一刀切”到“精准适配”的古今转型，贴合不同地域发展需求，还原了区域治理需贴合实际的历史规律。

唐代区域治理失衡，根源是治理模式和区域实际脱节。中原地区是唐代政治经济核心，自然条件好、农耕发达、人口密、治理基础厚，唐代推行的均田制、劝农、户籍管理等举措，和中原农耕文明高度适配，乡里联动机制能顺畅运转：乡官组织百姓垦田、修水利，里正精准登记户籍田亩，赋税徭役安排贴合农时，治理成效显着，是王朝财政核心来源，基层秩序长期稳定。但边疆地区、贫困山区、少数民族聚居区，因自然环境、经济结构、文化习俗和中原差距大，“一刀切”模式难落地：边疆多草原戈壁，百姓以游牧为生，唐代强制推农耕政策，要求牧民定居垦田，违背生活习惯，引发抵触；乡里治理资源匮乏，人手、物资不足，没法落实治安、救灾等职能，基层动荡频发。少数民族聚居区民族复杂、习俗独特，唐代不尊重民族差异，强制推中原治理规范和文化，忽视自治需求，乡官多是汉族官员，不懂民族语言习俗，没法和百姓沟通，举措难落地甚至引发民族冲突。贫困山区自然条件差、土地贫瘠、生产落后，百姓生计困难，扛不住唐代繁重赋税徭役，乡里为完成指标强行摊派，导致百姓逃荒，基层治理体系形同虚设。

唐代“一刀切”的教训，清楚揭示了基层治理需贴合区域实际的规律——不同区域治理矛盾和需求不同，只有适配地域特征的模式，才能最大化治理效能。当代我国也面临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城乡差异明显、民族地区情况特殊的国情，唐代的镜鉴推动当代摒弃“一刀切”，推差异化、精准化治理，实现区域治理古今适配升级。

针对经济发达地区、城市核心区，基层治理聚焦“精细化、智能化、多元化”需求，适配城市化实际。这类区域人口密、产业发达、治理基础厚，但面临公共服务供需错配、新型矛盾凸显、治理精细化不足等问题，重点放在优化公共服务、化解新型矛盾、提升治理智能化上。推行“网格化管理+数字化赋能+多元协同”模式，把治理单元拆成网格，配专职网格员精准对接群众需求；靠数字化平台整合资源，高效处置事务，比如城市社区通过智慧治理平台，实时监控治安、环境、设施，快速响应居民诉求；优化公共服务供给，聚焦多样化需求，完善教育、医疗、养老、托幼配套，推定制化、智慧化服务——比如给城市老人搞智慧养老，用智能设备做健康监测、紧急求助；给新业态劳动者、流动人口完善权益保障，化解劳动纠纷、住房保障等新型矛盾；整合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社会组织、企业等力量，参与治理服务，提升协同效能。以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为例，通过建“智慧社区”体系，实现社区事务线上办理、智能监管，化解物业纠纷、邻里矛盾等城市难题，适配城市化高阶需求，刚好突破了唐代区域治理适配不足的问题。

针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地区，基层治理聚焦“强基础、促增收、保民生”需求，贴合乡村实际。这类区域治理基础弱、设施不完善、产业滞后、民生保障不足，重点放在夯实基础、培育产业、改善民生上。加大资源倾斜，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发达地区结对帮扶，完善农村道路、水利、通信、医疗、教育等设施，改善治理和生产生活条件；培育特色农业、乡村旅游等富民产业，基层干部牵头对接市场、引进技术，帮农户增收，夯实乡村治理经济基础；完善民生保障，落实低保、医保、养老兜底政策，解决农户生计难题；建“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体系，发挥村两委、村民理事会、乡贤等乡土力量作用，靠乡土伦理调解纠纷，贴合乡村治理特征。比如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中，针对不同农村资源禀赋推差异化产业帮扶：平原搞规模化农业，山区种特色林果，水乡搞生态养殖，既贴合乡村实际，又帮农户增收、稳基层，既传承了唐代中原农耕治理适配的智慧，又破解了贫困地区治理失效的难题。

针对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聚焦“促团结、保稳定、惠民生”需求，尊重民族实际。这类区域民族复杂、习俗独特、治理环境特殊，重点放在维护民族团结、保障民生、巩固边疆稳定上。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尊重各民族语言文字、习俗、宗教信仰，选拔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当基层治理主体，提升贴合度；加大民生投入，完善设施、发展特色产业，解决就业增收难题，增强民族群众获得感；建民族互助体系，推动各民族互帮互助、共同发展，化解矛盾、维护和谐；强化基层治理能力，配齐资源，提升治安、应急处置职能，保障边疆稳定。比如新疆、西藏等民族地区，靠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就业增收，完善教育医疗保障，培养少数民族基层干部，尊重民族习俗，实现民族和谐与边疆稳定，刚好汲取了唐代民族地区治理失当的教训，实现精准适配。

从唐代区域治理“一刀切”失衡到当代“精准化”适配，基层治理始终在探索贴合区域实际的路径，唐代的教训让当代重视区域差异对治理的影响，推动治理策略不断优化，还原了因地制宜的治理规律，也构建起适配当代国情的区域治理体系。

六、古今演进的核心规律：基层治理的本质坚守与时代革新

梳理唐代乡里治理联动机制对当代的启示，能发现基层治理的发展始终围绕“本质坚守”和“时代革新”两大核心：从治理架构的层级联动到协同共治，价值导向的皇权依附到民生为本，治理技术的人力依赖到技术赋能，治理主体的乡官主导到多元协同，区域治理的一刀切到精准施策，基层治理在不同时代的实践中，既守住了共通的本质规律，又跟着时代突破局限、不断革新，还原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完整演进脉络，也彰显了历史实践对当代治理的深刻指引。

基层治理的本质坚守，是跨越千年的核心规律，也是唐代治理智慧的当代传承。一是不管古今，“上下打通、合力办事”是治理高效的关键——唐代的层级联动、当代的协同共治，核心都是理顺层级关系、整合资源，让政策落地、诉求回应；二是“以民为本、贴合民生”是治理长治久安的核心，唐代治世兼顾民生、当代以人民为中心，都印证了民生是根基，脱离民生的治理必失效；三是“扎根基层、适配实际”是治理落地的关键，唐代乡官扎根乡土、当代治理贴合地域，都说明基层治理要立足实际、因地制宜，才能提升适配性和实效；四是“夯实主体、强化执行”是治理效能的保障，唐代乡官的核心作用、当代多元主体协同，都凸显治理主体是执行核心，建设好坏决定治理成效。这些规律是基层治理在不同时代的共性追求，也是唐代实践留给当代的核心智慧。

基层治理的时代革新，是应对时代局限、适配发展需求的必然，也是当代对唐代治理短板的精准破解。唐代受封建制度、农业技术、区域发展等条件约束，存在权责失衡、民生疏离、技术滞后、主体薄弱、区域失配等问题；当代随着社会制度进步、技术发展、国情变化，通过建权责对等的协同体系、守民生为本导向、靠数字化技术赋能、育多元高素质主体、推区域差异化策略，逐一破解传统局限，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这种革新不是否定传统，而是在传承本质规律基础上的升级，既还原了不同时代基层治理的现实困境，也展现了随社会发展完善的逻辑。

历史是现实的镜鉴，唐代乡里治理联动机制的成效与局限，给当代基层治理提供了可追溯的参照，也让我们看清了演进脉络和本质规律。立足新时代国情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既要汲取唐代治理的有益经验，守住本质规律；也要以唐代教训为警示，破解当代难题，在传承中革新、借鉴中完善，构建更高效、公平、有温度的基层治理新格局，既还原基层治理的历史本貌，更筑牢国家治理的基层根基，实现基层长治久安与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