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案例佐证——吐鲁番、敦煌文书中的两类土地纠纷判例（1/2）

唐代永业田与口分田的法律差异，并非停留在律文的抽象表述，更通过司法实践的具体判例得以落地。吐鲁番、敦煌出土的官府案卷中，留存了多起涉及两类土地的纠纷记录，完整还原了“违法认定—证据采信—裁判依据—处罚执行”的司法流程，既印证了《唐律疏议》的制度刚性，又凸显了“礼法合一”在实践中的灵活运用。本节将通过四起典型判例，从交易、继承、典押三个维度，具象化呈现两类土地的权利边界与法律适用逻辑，为制度规则提供实证支撑。

一、唐天宝元年“私卖口分田案”：公权属性下的交易禁令刚性

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群出土的“唐天宝元年高昌县勘问私卖口分田案卷”（73tam509:8\/3号文书），是彰显口分田“公权管控”属性的核心判例，清晰展现了唐代官府对突破土地权利边界行为的零容忍态度。

（一）案件背景与案发经过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西州高昌县崇化乡民户王静因妻子重病卧床，家中无钱召医买药，情急之下将自家受领的3亩口分田，以5匹绢的价格私自卖给同县民户李进，双方签订手写契约，但未向官府申请备案，也未办理权属变更登记。交易完成后，王静用卖田所得为妻子治病，但其邻居张达因与王静素有嫌隙，且认为该交易违背均田制度，遂向里正赵忠举报。里正实地核查后，确认交易土地确为口分田且未履行法定程序，随即整理核查记录上报高昌县司，县司以“私卖口分田”为由立案审理。

案卷记载的王静口供显示：“自家口分田三亩，坐落于崇化乡东渠北，四至分明，系天宝元年受田。妻病笃，无钱召医，不得已与李进立契，卖绢五匹，未敢报官。”买主李进则辩称：“知口分田不得私卖，但见王静困窘，且契约已立，以为私下交易可避官府察觉，愿退田，但求返还绢帛。”

（二）审理焦点与证据采信

高昌县令审理该案时，核心围绕三个焦点展开，且始终以法定凭证为证据采信核心：

1. 土地属性的法定认定：县司首先调取高昌县户籍手实（73tam509:8\/1号文书），其中明确记载：“户主王静，年三十五，白身，应受田一顷，内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已受田七十亩，内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五十亩，其中东渠北三亩为口分田，标注‘口’字，受田年月为天宝元年三月。”手实作为官府登记的法定权属凭证，直接锁定交易土地的口分田属性，排除了其为永业田或园宅田的可能。

2. 交易合法性的边界审查：县司核查双方签订的契约，发现契约仅注明土地位置、面积与交易价格，未涉及“家贫供葬”“狭乡徙宽乡”等法定交易场景，且无里正审核意见与官府备案印鉴，属于典型的“私下交易”。同时，县司传讯里正赵忠，确认王静卖田时未提交交易申请，也未提供“家贫无措”的乡里证明，进一步印证了交易的违法性。

3. 当事人主观过错的界定：通过审讯确认，李进作为当地民户，熟知“口分田不得私卖”的律文规定（唐代通过乡约宣讲、里正告知等方式普及核心律条），仍与王静私下交易，属于“明知故犯”；王静虽因妻子重病陷入困境，但未通过官府允许的救济途径（如申请贫弱补贴、典押永业田）解决问题，而是选择私卖口分田，违反了“先公后私”的礼制导向与法律规定，二者均存在主观过错，且李进的过错程度更重。

（三）裁判依据与判决结果

县司审理该案的核心依据是《唐律疏议·户婚律》“卖口分田”条：“诸卖口分田者，一亩笞十，二十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地还本主，财没不追。”同时结合“疏议”解释：“口分田，谓计口受之，非永业及居住园宅。辄卖者，财没不追，地还本主，若已卖易，准盗论。”最终作出如下判决：

1. 土地权属强制回归：判令李进在三日内将3亩口分田返还王静，县司当场注销李进手中的私人契约，在王静的手实中重新标注该土地的口分田属性，恢复其原有登记状态，确保口分田的公权属性不受侵犯。

2. 当事人梯度处罚：王静作为卖主，私卖口分田3亩，按律“一亩笞十”，判处笞三十；李进作为买主，明知故犯，按“买者减卖者一等”的量刑规则，判处笞二十；二者的刑罚均在县衙公开执行，以儆效尤。

3. 交易财物没收惩戒：依据“财没不追”的明确规定，王静卖田所得的5匹绢帛全部没收入官，不得返还李进。县司在判决书中特别说明：“口分田乃国家授受之田，私卖则乱均田之制，财物没收非为苛政，实为惩戒非法获利，杜绝效仿。”

该案判决充分体现了口分田交易禁令的绝对刚性：即便存在“家贫救急”的合理诉求，也不得突破“严禁私卖”的法律底线。通过“地归原主+财物没收+刑罚处罚”的三重制裁，既维护了均田制“口分田公权管控”的核心原则，又通过“买者减一等”的量刑梯度，体现了“礼法合一”中“区别过错、罚当其罪”的司法智慧。

二、唐开元十八年“永业田合法交易案”：私权属性下的有限流转边界

敦煌莫高窟出土的“唐开元十八年沙州慈惠乡永业田交易案卷”（s.3413号文书），记录了一起符合法定条件的永业田交易纠纷，通过司法裁判明确了永业田“有限流转”的具体规则，印证了律文规定的实践可行性。

（一）案件背景与案发经过

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沙州慈惠乡民户刘感因“狭乡徙宽乡”，需举家迁往瓜州（唐代沙州为狭乡，受田不足；瓜州为宽乡，受田标准更高）定居。刘感在慈惠乡原有永业田10亩、口分田40亩，按均田令规定，宽乡受田标准为“每丁一顷”，刘感迁往瓜州后可足额受田，因此原有的10亩永业田属于“剩田”，符合“狭乡徙宽乡有剩田可卖”的法定交易场景。

刘感在迁徙前，按法定流程向里正提交了交易申请，注明“徙宽乡有剩田，愿卖与同村李进，恳请备案”，并附上户籍迁徙凭证（由瓜州官府出具的准入证明）。里正实地核查土地位置、面积后，签署“情况属实，符合卖田之制”的意见，上报沙州县司。县司审核迁徙凭证与土地登记信息后，出具《准予交易批复》，刘感与李进随即签订田契，约定以8匹绢的价格成交，并在县司完成备案，田契加盖沙州县印，成为法定权属凭证。

半年后，刘感在瓜州定居并获得新的受田（永业田20亩、口分田80亩），其弟刘敏以“永业田为家族共有财产，兄长无权私自出售”为由，向沙州县司提起诉讼，要求确认交易无效，收回土地。

（二）审理焦点与证据采信

该案的审理焦点集中在“永业田交易是否符合法定条件”与“家族共有主张是否成立”，证据采信围绕交易流程合规性与永业田产权属性展开：

1. 交易合法性的核心证据：县司调取了刘感的交易申请、里正核查意见、户籍迁徙凭证、县司准予交易的批复、加盖县印的田契等一系列材料，确认交易流程完全符合《唐律疏议》规定的“申请—核查—审核—备案”法定程序。尤其是户籍迁徙凭证显示，刘感已在瓜州办理户籍登记，并受领足额土地，原沙州的10亩永业田确为“剩田”，符合“狭乡徙宽乡有剩田卖者，勿罪”的规定。

2. 家族共有主张的法律否定：针对刘敏提出的“永业田为家族共有”，县司核查了慈惠乡的户籍手实（s.3287号文书），其中明确记载：“户主刘感，年四十二，白身，永业田十亩，口分田四十亩；弟刘敏，年三十八，已分户，自立户主，受田五十亩（永业田十亩、口分田四十亩）。”据此，县司认定刘感与刘敏已依法分户，各自独立受田，案涉永业田登记在刘感名下，属于其个人合法财产，而非家族共有，刘敏无主张权利的法律依据。

3. 契约效力的法定确认：县司审查田契发现，契约明确载明了土地的永业田属性、四至边界（“东至张三家，西至渠，南至道，北至李四家”）、交易价格、支付方式（“立契当日付绢五匹，三日内付清剩余三匹”），并有里正、邻人作为见证人签字，加盖了沙州县印，符合永业田交易契约的法定要件，属于合法有效的物权变动凭证。

（三）裁判依据与判决结果

县司依据《唐律疏议·户婚律》“卖永业田”条及疏议解释：“永业田者，准《田令》：‘诸永业田，皆传子孙，不在收授之限。诸狭乡田不足者，听于宽乡遥受。其卖者，皆须经所部官司申牒，年终彼此除附。若无文牒辄卖买，财没不追，地还本主。’”作出判决：

1. 确认交易有效：刘感与李进的永业田交易符合“狭乡徙宽乡有剩田”的法定场景，且流程合规、契约有效，驳回刘敏的全部诉讼请求，确认李进对该10亩永业田的合法所有权。

2. 完善权属登记：判令李进持备案田契与县司出具的《权属确认书》，在十日内办理手实变更登记，县司将该土地正式录入李进名下，明确其占有、使用、收益的合法权利。

3. 惩戒无理诉讼：刘敏明知兄长已分户受田，仍以“家族共有”为由提起无理诉讼，浪费官府行政与司法资源，按《唐律疏议·斗讼律》“诬告反坐”的原则，判处笞十，以示惩戒；同时判令刘敏承担诉讼相关费用（如文书抄写费、证人误工补贴）。

该案判决清晰界定了永业田“有限流转”的实践边界：只要符合“家贫供葬”“狭乡徙宽乡”的法定场景，且履行“申请—备案—登记”的合规流程，永业田的交易即为合法有效。这一裁判既维护了私权交易的合法性，又坚守了均田制的制度框架，是“礼法合一”在土地交易领域的典型实践。

三、唐贞元三年“永业田继承纠纷案”：两类土地的传承规则差异

吐鲁番出土的“唐贞元三年西州前庭县永业田继承案卷”（75tam239:15号文书），聚焦永业田与口分田的传承规则差异，通过司法裁判明确了“永业田可继承、口分田需收回重配”的核心原则，印证了两类土地产权属性的本质区别。

（一）案件背景与案发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