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实践维度——两类土地的登记、交易与管理流程（2/2）

4. 印鉴确认：权利保障的“最终闭环”

官府备案完成后，买主需持加盖县印的契约正本、手实、赋税缴纳凭证，前往州府申请“印鉴确认”，这是永业田交易的最后一道程序，也是权利获得最高层级保障的关键。州府的印鉴确认并非重复审核，而是对县司备案流程的合法性与交易信息的准确性进行最终核验，核验通过后，州府将在契约上加盖“州印”，并颁发《土地权属证明书》，明确买主对该永业田的“终身占有、继承、有限流转”权利。

《土地权属证明书》是唐代土地权属的最高证明文件，记载的内容与契约一致，但具有更强的法律效力，若日后发生土地纠纷，无论是县司审理还是上级官府复核，《土地权属证明书》均为核心裁判依据。例如，敦煌文书“唐咸通十年土地权属纠纷案卷”（p.3877号文书）记载，买主李进与邻人张二郎因土地边界产生争议，李进提交了加盖县印与州印的契约及《土地权属证明书》，县司依据上述文件中的四至标注，最终判决李进胜诉，确认其对土地的合法权属。

永业田的交易流程从“交易前提审核”到“印鉴确认”，形成了“民户申请—基层核实—县级审核—州级确认”的完整闭环，每一步流程都体现了“国家监管”与“私权保护”的平衡。国家通过前置审核、契约规范、备案登记、印鉴确认等环节，确保永业田的流转符合均田制的制度框架，避免土地资源的无序流动；同时，通过明确的权利凭证与程序保障，维护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减少纠纷的发生，这正是唐代土地治理“礼法合治”在交易领域的生动实践。

（二）口分田的交易禁令：“公权管控”的绝对化

与永业田的“有限流转”不同，口分田作为“国家授予、限期使用”的土地，其产权归国家所有，民户仅享有“受田期内的使用权”，无任何私人交易的权利，这一禁令在实践中具有绝对刚性，即使存在民生困境，也不得突破。

1. 私人交易的绝对禁止性

《唐律疏议·户婚律》明确规定：“诸卖口分田者，一亩笞十，二十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地还本主，财没不追。”这一规定在实践中得到严格执行，无论交易双方是否自愿、交易价格是否合理、是否存在“家贫无食”等特殊情况，只要进行口分田的私人交易，均被认定为非法，交易行为自始无效。吐鲁番出土的“唐天宝元年私卖口分田案”（73tam509:8\/3号文书）充分印证了这一点：高昌县民王静因家贫无食，将自己的口分田三亩卖给同县李进，得绢五匹，后被里正张达举报。县司审理时，王静辩称“家贫无以糊口，不得已而卖田”，但县司依据《唐律疏议》的规定，认定“卖口分田，虽贫亦罪”，判决“田还本主（王静），绢五匹没官，王静笞四十，李进笞三十”。该案中，即使存在民生困境，官府也未对交易行为予以认可，凸显了口分田交易禁令的绝对刚性。

口分田私人交易的绝对禁止，本质是由其“公田属性”决定的。口分田是国家为保障“耕者有其田”而进行的计划性分配，其所有权归国家所有，民户的使用权具有“人身依附性”与“期限性”，不得随意处分。若允许口分田私人交易，可能导致“富者兼并土地、贫者无田可耕”的局面，违背均田制“均平土地”的核心目标，破坏社会稳定。因此，唐代官府对私卖口分田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不仅对交易双方科以刑罚，还会没收交易价款，确保禁令的威慑力。

2. 土地的收回与重新分配

口分田的使用权仅存续于“受田年龄至退田年龄”之间（男子18岁受田，60岁退田），若民户因“死亡、迁徙、年满60岁、丧失劳动能力”等原因不再符合受田条件，需主动向里正申报，由里正上报县司，县司收回口分田后，重新分配给符合受田条件的民户（如成年男子、新迁入的编户齐民）。

敦煌出土的“唐大足元年户籍残卷”（73tam509:8\/1号文书）记载：“户主王孝仙，年叁拾，卫士，口分田壹拾伍亩；后王孝仙于大足二年去世，里正上报县司，县司收回其口分田壹拾伍亩，于大足三年重新分配给新受田户赵六，赵六年满18岁，白身，住同县同乡。”收回与重新分配的流程需遵循“即时申报—实地核查—权属注销—重新登记”的步骤：里正需在民户不符合受田条件后的十日内，实地核查口分田的耕种情况与亩数，上报县司；县司核实后，在原户主的手实上注明“口分田已收回，权属注销”，并将土地信息录入“待分配口分田籍册”；新受田户需提交受田申请，县司审核通过后，将土地分配给其使用，并在其手实上注明“口分田壹拾伍亩，大足三年受田”，完成权属的转移。

此外，若民户因“犯罪流放”“沦为奴婢”等原因失去编户齐民身份，其口分田也将被县司收回重新分配；若民户“自狭乡徙宽乡”，需将原狭乡的口分田全部交回，在宽乡重新申请受田，受田亩数按宽乡的标准执行。吐鲁番出土的“唐开元二十年口分田收回文书”（72tam226:5号文书）记载：“民户李进，自狭乡高昌县徙宽乡沙州，原口分田贰拾亩，已交回高昌县司，沙州县司按宽乡标准，授予其口分田捌拾亩，已载入手实。”

口分田的“收回—重新分配”机制，确保了土地资源的循环利用，维护了均田制的“均平”原则，体现了国家对土地资源的绝对管控权。在这一机制下，口分田的使用权始终处于国家的调控之下，民户无法通过私人交易的方式处分土地，只能在受田期内依法行使耕种权，这与永业田的“有限私权”形成了鲜明对比。

三、土地监管机制：制度运行的“刚性保障”

唐代均田制的长期运行，离不开一套“权责明确、流程严密、处罚有力”的监管机制。监管机制以“县司为主、里正为辅、州府监督”为架构，通过“定期核查、动态监管、失职追责”的方式，确保土地登记的真实性、交易的合法性、管理的规范性，防范“冒受田、多占田、私卖田”等违规行为，维护均田制的制度底线。

（一）定期核查制度：“三年一造籍，每年一核查”

唐代对土地的核查分为“年度核查”与“三年造籍”两类，形成“日常监管与定期汇总”的双重监管模式。

1. 年度核查

年度核查由县司主导，里正配合，于每年年末进行，核心目标是“核实土地变动情况，更新登记信息，催缴赋税”。核查内容主要包括：一是民户的受田状态，是否存在“年满60岁未退田”“死亡未注销口分田”“新增受田户未登记”等情况；二是土地的耕种情况，是否存在“抛荒田”“闲置田”，若民户无故抛荒口分田超过两年，县司将收回土地重新分配；三是土地交易的备案情况，永业田交易是否已完成备案与权属变更，是否存在“未备案的私下交易”；四是赋税缴纳情况，核查民户是否按登记信息足额缴纳赋税，是否存在“偷税漏税”“有田无税”等违规情形。核查过程中，里正需逐户走访，填写《年度土地核查表》，详细记录土地变动与违规线索；县司则随机抽取30%以上的民户进行实地复核，重点核查“土地变动频繁”“有违规记录”的对象。

吐鲁番出土的“唐开元十年年度土地核查文书”（72tam226:6号文书）记载：“里正张达上报，辖区民户王静，年满60岁，未退口分田五亩，且该田已抛荒一年；民户张通，永业田交易未备案，私下卖与邻人刘五；民户赵六，偷税粟十升。县司复核属实，判决王静退田，笞二十，追缴该田一年赋税粟十五升；张通与刘五私交永业田，虽为合法流转场景，但未备案，各笞三十，责令限期补办备案手续；赵六补缴赋税，笞十。”这一案例清晰呈现了年度核查的实操逻辑：对不同违规情形区分处理，既维护制度刚性，又为“程序瑕疵”预留补正空间，契合“礼法合治”的宽严相济原则。

2. 三年造籍

三年造籍是唐代土地管理的核心制度，“每三年，县司造籍，州府审核，户部备案”（《通典·食货》），核心目标是“全面厘清土地权属，汇总区域土地数据，为国家政策调整提供依据”。造籍流程分为三步：

第一步，县司造籍。县司需在每三年年末，组织“造籍官”“书手”“算手”等专门官吏，依据手实、契约、年度核查记录等材料，编制《县级土地籍册》。籍册按“乡、里、户”分类，逐户记载“户主信息、家庭人口、永业田与口分田的地段、四至、亩数、土质、登记编号、交易记录、赋税缴纳情况”，并统计辖区内“受田户总数、未受田户总数、永业田总面积、口分田总面积、抛荒田面积、违规交易案件数”等核心数据。籍册编制需逐一对接民户手实中的土地登记信息与永业田交易契约的备案记录，确保“手实-契约-籍册”三者信息一致，形成权属追溯的完整链条。籍册编制完成后，需由县令、县丞签字盖章，注明“造籍日期”与“造籍官姓名”，确保责任可追溯。

第二步，州府审核。各县将《县级土地籍册》上报州府后，州府田曹参军需组织审核小组，对籍册的“完整性、准确性、合法性”进行全面审核。审核重点包括：籍册数据与县司上报的年度核查数据是否一致；土地交易备案信息是否完整；违规处理是否符合《唐律疏议》规定；未受田户的原因是否真实（如“狭乡无剩田”“年幼未受”）。审核中发现问题的，州府将退回县司更正，并处以造籍官“笞二十”的处罚；审核通过的，州府在籍册上加盖“州印”，并编制《州级土地总籍》。

第三步，户部备案。州府将《州级土地总籍》上报中央户部后，户部“度支司”负责汇总全国土地数据，形成《全国土地总籍》，作为国家制定均田政策、调整赋税与粮食储备的核心依据。例如，若某州上报“未受田户占比达30%”，户部将下令该州“鼓励狭乡徙宽乡”，并协调宽乡所在州府预留土地；若某州“抛荒田面积过大”，户部将责令该州“加强土地耕种监管，对抛荒两年以上的土地强制收回重配”。

敦煌出土的“唐天宝三年沙州造籍残卷”（p.2657号文书）记载：“沙州敦煌县慈惠乡，受田户二百三十户，未受田户四十五户，永业田四千六百亩，口分田一万八千亩，抛荒田三百亩，违规交易案件三起（均已处理）。”这一记载印证了三年造籍的精细化特征，通过“逐户登记、逐级审核、全国汇总”，实现了对土地资源的动态管控。

（二）动态监管与失职追责

唐代土地监管并非仅依赖定期核查，更建立了“动态监管+失职追责”的长效机制，确保问题早发现、早处理，维护均田制的持续运行。

1. 动态监管：即时响应的管控逻辑

动态监管的核心是“即时上报、即时核查、即时处理”，由里正与县司共同承担责任。里正作为基层“土地观察员”，需在发现土地变动（如户主死亡、民户迁徙、土地抛荒、私下交易）后的三日内，向县司提交《土地变动上报单》，详细说明变动原因、时间、涉及土地的核心信息。县司收到上报单后，需在五日内组织实地核查，核实情况后即时处理：

- 若为“户主死亡”，县司需立即注销原户主的土地登记，将口分田纳入“待分配籍册”，永业田暂存，待继承人申请继承后办理权属变更；

- 若为“民户迁徙”，县司需核实迁徙凭证，收回原户籍地的口分田，注销永业田登记（若为“狭乡徙宽乡”，则注明“剩田准予交易”）；

- 若为“土地抛荒”，县司需责令户主在一个月内恢复耕种，逾期未耕种的，按“抛荒天数”处以“每亩每日笞一”的处罚，抛荒超过两年的，强制收回土地；

- 若为“私下交易”，县司需立即立案查处，对私卖口分田的，按《唐律疏议》科罪，没收交易价款；对未备案的永业田交易，责令补办备案手续，并处以交易双方“笞三十”的处罚；若发现永业田典卖未按规定报备官府，参照“未备案交易”处理，责令双方补办手续并各笞二十；若典卖期限超出法律默许的“三年上限”（疏议隐含规则），则认定为变相买卖，按私卖永业田减一等处罚。

吐鲁番出土的“唐开元十五年动态监管文书”（73tam509:8\/4号文书）记载：“里正张达于开元十五年三月五日上报，辖区民户李进私自将口分田二亩卖给王静，得绢三匹。县司于三月八日实地核查，情况属实，判决李进笞二十，王静笞十五，绢三匹没官，田收回重新分配。”这一案例体现了动态监管的“即时性”，通过“里正即时上报+县司快速查处”，有效遏制了违规行为的蔓延。

2. 失职追责：权责对等的约束机制

唐代土地监管的刚性，关键在于“失职必追责”，形成了“里正—县司—州府”三级追责体系，每一级的管理人员均需对监管失职承担相应责任。

- 里正需对辖区土地违规行为承担“首察责任”，若未察觉私卖口分田、未及时上报土地变动等，按情节处以笞刑：未察觉私卖口分田的，“一亩笞三十，五亩加一等，罪止杖六十”；未及时上报土地变动的，“笞二十”；核查土地信息不实的，“笞三十”。吐鲁番出土的“唐开元十年里正追责文书”（72tam226:4号文书）记载：“里正张达，未察觉民户王静私卖口分田五亩，依律笞四十；未及时上报民户李进迁徙，笞二十，合并执行笞五十。”

- 县司作为审核与监管核心，需对“审核失职、量刑不当、造籍不实”承担“主体责任”，相关官吏将面临笞刑或杖刑：审核失职的，“笞三十”；量刑不当的，“杖六十”；造籍数据不实的，“笞四十”。敦煌出土的“唐天宝二年县司追责文书”（s.4583号文书）记载：“敦煌县田曹参军李忠，审核永业田交易备案时，未发现交易土地为伪报的口分田，依律笞三十；县令王清监管失职，笞二十。”

- 州府承担“监督责任”，若未发现县司造籍不实或未及时上报总籍，刺史与田曹参军将分别受罚：审核失职的，“笞四十”；未及时上报的，“笞三十”。《唐律疏议·户婚律》规定：“州府不察县司造籍不实者，刺史笞四十，田曹参军笞三十。”

这种“三级追责体系”将监管责任与处罚直接挂钩，形成了“以责促管、以罚保规”的约束机制，确保各级管理人员不敢懈怠，维护了土地监管的严肃性。

（三）监管的“礼法融合”特征

唐代土地监管并非单纯的“刚性处罚”，而是融入了“礼”的伦理导向，形成“宽严相济、刚柔并济”的治理逻辑，既维护制度底线，又兼顾民生需求与社会伦理。

一方面，对“私卖口分田、多占田、偷税漏税”等严重违背均田制核心原则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重罚不贷，体现“法”的刚性。例如，私卖口分田不仅处罚交易双方，还没收交易价款，从经济上遏制违规动机；多占田超过限额的，“一亩笞十，十亩加一等，罪止杖六十”，并强制收回多占土地，维护“均平土地”的制度目标。

另一方面，对“民生困境导致的轻微违规”“程序瑕疵类违规”，则预留弹性空间，体现“礼”的柔性。例如，民户因“家贫无食”抛荒口分田不足一个月的，县司将“责令恢复耕种，免予处罚”；永业田交易已签订契约但未及时备案的，县司将“责令补办备案手续，从轻处罚（笞二十）”；民户“贫无居宅，借口分田筑室”的，虽突破“口分田不得私占为宅”的制度规定，但县司需参照儒家“民本”礼制，上报州府批准后准予保留，免予处罚——这一例外本质是“礼”对“法”的柔性补充，而非制度松弛。这种“区别对待”的监管逻辑，既避免了制度的僵化，又契合儒家“仁政”“民本”的伦理导向，实现了“制度刚性与民生柔性”的平衡。

本节结语

唐代永业田与口分田的登记、交易与管理流程，构建了一套“权属清晰、流程规范、监管有度”的实践体系，将《唐律疏议》的原则性界定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规范。登记制度通过“手实标注+四级核验”，明确了两类土地的权利边界，为私权行使提供了法定依据；交易流程通过“永业田有限流转+口分田绝对禁止交易”的差异设计，坚守了均田制“均平土地”的核心目标，同时为民生需求预留了弹性空间；监管机制通过“定期核查+动态监管+失职追责”，确保了制度的刚性运行，避免了“制度空转”。

这一体系的核心逻辑是“礼法合治”：“法”的刚性为土地秩序提供了底线保障，通过明确的规则与严厉的处罚，防范违规行为；“礼”的柔性则为制度注入了人文关怀，通过兼顾民生需求与社会伦理，实现了“治国”与“教化”的双重目标。正是这套实践体系的有效运行，使得均田制在唐代推行近三百年，成为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其“权属与登记绑定、交易与监管同步、公平与效率平衡”的治理智慧，不仅彰显了唐代土地管理的科学性，更为当代土地制度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