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6章 惊鸿初遇（1）。（2/2）

是陆景明。他不知从哪里赶来，白大褂上沾了血，左臂被流弹擦伤，却死死抱着她，用身体挡住飞来的石块。“别怕，我带你走。”他的声音发紧，却异常坚定。

他把她带到医院的急救室，亲自给她缝伤口。“要缝四针，”他拿着弯针，眼神却有些飘忽，“清辞，对不起，我没保护好你。”

“不怪你。”沈清辞看着他颤抖的指尖，忽然伸手按住他的手，“我没事，真的。”

那是她第一次见他失态。缝合的时候，他几乎是屏住呼吸在操作，额头上渗着冷汗，比自己受伤时还要紧张。处理完伤口，他坐在床边，看着她包扎好的额头，忽然说：“跟我走吧，清辞。”

“去哪里？”她愣住了。

“去昆明，”他握住她的手，掌心滚烫，“仁济医院要迁去西南，我已经申请了随行。那里虽然艰苦，但至少远离战火。”

沈清辞的心猛地一跳，却又迅速沉下去：“我父亲不会同意的。他已经给我定下亲事，是苏州张家的公子，下个月就要订婚。”

陆景明的手僵住了，眼里的光一点点暗下去，像被风吹灭的烛火。“是那个做丝绸生意的张家？”他低声问，声音里带着不易察觉的苦涩。

“是。”她别过脸，不敢看他的眼睛，“父亲说，乱世里，只有门当户对的婚姻才能安稳。”

那天之后，陆景明有半个月没联系她。沈清辞的额头拆线时，留下浅浅的疤痕，像条细小的蜈蚣。她摸着疤痕，总觉得那里不仅有伤口，还有什么东西碎了，再也拼不回去。

三月底的一个傍晚，她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信封上盖着医院的邮戳。里面只有一张处方笺，上面用拉丁文写着几味药，末尾却用中文写着：“春风虽恶，吹不散丁香结。”

沈清辞把处方笺捂在胸口，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下来。窗外的白玉兰开得正盛，花瓣被风吹得满地都是，像一场盛大的告别。

四月中旬，日军轰炸了上海南站。沈清辞的父亲在混乱中受了重伤，送到仁济医院时，刚好是陆景明值班。

手术室外，沈清辞穿着一身素黑旗袍，手里攥着张家送来的订婚帖，边缘已经被汗水浸透。陆景明走出手术室时，白大褂上全是血，摘下口罩的瞬间，她看到他眼底的红血丝。

“手术很成功，但还需要观察。”他声音沙哑，递给她一杯水，“你父亲醒来说的第一句话，是让我照顾好你。”

沈清辞的手抖得厉害，水洒了一地。“他知道了？”她想起那些往来的书信，那些藏在《恶之花》里的心事，或许父亲早就看在眼里。

陆景明点了点头，从口袋里拿出一个银质怀表：“这是我父亲留给我的，他是庚子年死的，死在保卫大沽口的炮台上。”他打开怀表，里面贴着一张泛黄的照片，是个穿军装的年轻人，眉眼和他很像。

“我留洋学医，本来想救死扶伤，可现在才明白，医能救人，救不了国。”他合上怀表，递给沈清辞，“清辞，你父亲让我告诉你，他给你定亲，是怕自己走后没人护着你。但他说，你的笔，不该只写风花雪月，更该写这乱世里的人。”

三天后，沈父还是走了。临终前，他拉着沈清辞的手说：“张家的亲事……你自己做主。记住，沈家的女儿，骨头要比珍珠硬。”

安葬了父亲，沈清辞退了张家的婚事，把所有细软都换成了盘缠。她去找陆景明时，他正在打包医院的器械，见她背着帆布包，愣了一下。

“我跟你去昆明。”她拿出那只怀表，放在他手里，“我父亲说，我的笔该写乱世里的人，那我就该去最乱的地方，写最真的事。”

陆景明的眼里瞬间蓄满了光，他紧紧握住怀表，也握住了她的手。“好。”他声音哽咽，却带着前所未有的坚定，“我们一起去。”

五月初，他们跟着医院的队伍出发了。坐了三天火车，又换了五天汽车，最后只能靠步行。沈清辞的旗袍早就磨破了，换上了粗布褂子，脚上起了水泡，却从没喊过一句累。陆景明总是走在她身边，帮她背行李，晚上宿在破庙里，就给她讲巴黎的故事，讲塞纳河上的桥，讲先贤祠里的雕塑，仿佛这样就能忘了路途的艰苦。

有天晚上，他们在山坳里歇脚，陆景明给她处理脚上的水泡，忽然说：“等抗战胜利了，我带你去巴黎。”他低头吹了吹她的伤口，“去看埃菲尔铁塔的日落，去莎士比亚书店读诗，好不好？”

“好。”沈清辞看着他被油灯映红的侧脸，把那句“其实去哪里都好”咽回了肚里。山风吹过树林，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有人在低声吟唱，又像无数乱世里的灵魂，在夜色里彼此呼应。

到昆明的时候，已经是深秋了。仁济医院在城外租了个祠堂，改成临时病房，陆景明成了外科负责人，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常常在手术台边站十几个小时。

沈清辞在附近的师范学校找了份教国文的工作，课余时间就去医院帮忙，给伤员读报，帮护士抄写病历，偶尔也写些报道，寄回上海的报社，笔名就叫“丁香”。

他们住的地方是间土坯房，隔壁是药房，整天弥漫着药味。陆景明每次从手术室回来，都累得倒头就睡，却总会在睡前给她倒杯热水，放在床头。沈清辞知道他胃不好，每天早上都会在他白大褂口袋里塞块姜糖，是她用偏方做的，据说能暖胃。

十二月的一天，日军轰炸了昆明。防空警报响起时，沈清辞正在给伤员读信，陆景明冲进来把她拉进防空洞，自己却转身要回去：“还有台手术没做完，病人不能等。”

“你不要命了？”沈清辞拽着他的胳膊，指甲几乎嵌进他肉里。

“我是医生。”他掰开她的手，眼神里有种她从未见过的决绝，“清辞，你记住，医者的战场，就在手术台。”

炸弹在祠堂附近炸开时，沈清辞在防空洞里抖得像筛糠。不知过了多久，陆景明回来了，白大褂被弹片划了道大口子，脸上沾着灰，却笑着说：“手术成功了，是个小男孩，他母亲说，要叫他‘念安’，思念的念，平安的安。”

那天晚上，沈清辞在他怀里哭了很久，像要把所有的恐惧都哭出来。他抱着她，轻轻拍着她的背，声音很轻：“等抗战胜利了，我们就去种一院子丁香，好不好？你写你的文章，我给人看病，再也不分开。”

“嗯。”她把脸埋在他胸口，闻着那熟悉的药香，忽然觉得，乱世里的承诺，哪怕只有一句，也足够支撑人走过漫漫长夜。

转年春天，沈清辞在土坯房的窗台上种了盆丁香，是从城外山上挖来的野苗，瘦弱得像根草。陆景明每次下班回来，都会蹲在窗边看半天，给它浇水施肥，像照顾病人一样用心。

五月的一天，丁香开了第一朵花，淡紫色的，小小的，却香得惊人。沈清辞把它摘下来，别在陆景明的白大褂口袋上。那天他有台大手术，走出病房时，护士们都笑着说：“陆医生今天带了春天来。”

手术结束后，他把那朵干枯的丁香夹进了随身携带的《外科学》里，夹在他最喜欢的那一页——关于战地急救的章节。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到昆明时，沈清辞正在给学生们讲《诗经》里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操场上忽然响起震天的欢呼，她跑出教室，看到陆景明从医院跑来，白大褂都没来得及脱，手里挥舞着一张报纸，像个孩子一样笑着。

“清辞！胜利了！我们胜利了！”他把她抱起来，在原地转了好几个圈，阳光落在他眼里，亮得像落了满地星辰。

那天晚上，全城的人都涌上街头，敲锣打鼓，放着鞭炮。陆景明拉着沈清辞的手，走在人潮里，从城东走到城西，走到脚底起泡都不觉得累。路过一家首饰店时，他忽然停下来，进去买了个小小的银戒指。

在翠湖边的柳树下，他单膝跪地，举着戒指，声音因为激动有些发颤：“清辞，从霞飞路的雨巷到昆明的土坯房，我们走了八年。我没什么能给你的，只有这双手，既能拿手术刀，也能为你撑起一个家。你愿意……嫁给我吗？”

沈清辞看着他眼里的光，那光里有初遇时的温柔，有乱世中的坚守，还有对未来的期盼，像他们一起走过的这八年，苦过，痛过，却从未熄灭过。她伸出手，泪水落在戒指上，折射出细碎的光芒。

“我愿意。”她说，声音哽咽，却无比清晰。

他把戒指戴在她无名指上，大小刚刚好。起身时，他低头吻住她，带着淡淡的药香，混着湖面吹来的风，像酝酿了八年的酒，终于在这一刻，尝到了最醇厚的甜。

周围的人在欢呼，在歌唱，在拥抱，而他们只是望着彼此，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对方眼里的光。沈清辞忽然想起多年前那个除夕夜，他带来的那碗当归乌鸡汤，药香里的烟火气，原来就是家的味道。

民国三十六年春天，沈清辞和陆景明回到了上海。仁济医院在原址重建，陆景明成了院长，沈清辞则在圣玛利亚女校当了国文老师，继续写着那些关于乱世与坚守的文字。

他们在霞飞路附近租了套公寓，阳台上种满了丁香，每年春天都开得如火如荼。陆景明依然保持着留洋时的习惯，在书房里放着《恶之花》和《外科学》，两本书并排放在书架上，中间夹着那朵干枯的野丁香。

一个深秋的午后，沈清辞整理旧物，翻出了那只银质怀表，是陆景明父亲留下的。她打开表盖，忽然发现背面刻着一行小字，是用极小的字体刻的，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民国二十五年深秋，雨巷遇丁香，此后岁月，药香与诗香，皆为一人。”

她拿着怀表走到书房，陆景明正在看医学期刊，阳光透过玻璃窗，在他鬓角新添的白发上镀了层金边。“你刻的？”她把怀表放在他面前。

他抬头笑了，眼角的皱纹里盛着温柔：“当年在防空洞里刻的，怕你看到了笑话我矫情。”

沈清辞靠在他肩上，闻着他身上淡淡的药香，忽然想起八年前那个逃难的夜晚，他说要种一院子丁香。如今，他们不仅有了满阳台的花，还有了一个家，一个在乱世里用爱和坚守筑起的家。

窗外的法国梧桐又落了叶，像当年初遇时的雨巷，却再也没有了那时的彷徨。远处传来电车的铃声，清脆得像首歌，唱着和平年代的安稳，也唱着两个灵魂，在沪上烟雨中，走过烽火，终于迎来的岁月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