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1章 扎根（1/2）

国家文化遗产保护技术创新联盟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会议中心召开。

林凡提前半小时到达，站在会场门口看着工作人员调试设备。巨大的电子屏幕上显示着联盟的徽标——一枚变形榫卯结构，既像双手相握，又像古今交汇。下方是那行他亲自拟定的宗旨：“守正创新，薪火相传”。

“林主任，参会人员已经到齐百分之八十。”秘书小跑过来汇报，“但……出了点小状况。”

“什么状况？”

“西安来的赵教授和南京的王教授，为木构分会主席人选争执不下。两人在休息室已经争论了二十分钟。”

林凡皱了皱眉。这是预料之中的——联盟刚成立，八个专业分会的主席位置，自然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但他没想到，冲突会来得这么快，这么直接。

“我去看看。”

休息室里，两位年过半百的学者正面对面站着，脸色都不太好看。周围几位其他专家试图调解，但效果甚微。

“赵老，王老。”林凡走进去，语气平静，“会议马上开始，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在会上讨论。联盟是共商共建的平台，不是论资排辈的擂台。”

赵教授转过身，他专攻唐风建筑，在西北地区影响很大：“林主任，我不是争位子。我是说，木构保护分会如果只盯着故宫、应县木塔这些‘明星项目’，忽略了遍布全国的古村镇、老民居，那就是本末倒置！”

王教授来自东南大学，研究重点是江南园林和徽派建筑：“我没有说忽略。但分会主席必须要有足够的国际视野和现代科技背景。我们不能只守着老方法，要创新！”

“创新不是抛弃传统！”赵教授提高音量。

“传统不是固步自封！”王教授毫不示弱。

林凡听明白了。这不仅是人事之争，更是理念之争——保护的重心应该放在哪里？是金字塔尖的国家级文物，还是广泛分布的民间遗产？是坚守传统工艺，还是拥抱现代科技？

“两位老师说得都对。”林凡开口，声音不高，但让所有人都安静下来，“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理解传统、又能运用现代、既关注重点工程、也重视民间遗产的主席。我个人建议，木构分会设双主席制，赵老师负责传统技艺传承与民间保护实践，王老师负责科技创新与国际交流。两位配合，正好互补。”

这个提议出乎所有人意料。双主席制在学术组织里很少见，容易导致权责不清。

“林主任，这……”王教授迟疑。

“我知道这有风险。”林凡坦诚地说，“但联盟本来就是要做创新尝试的。如果连组织架构都不敢创新，还谈什么技术创新？两位老师都是业内翘楚，合作起来，一定能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他看向两位教授：“联盟不是官场，是做事的地方。事情做好了，历史会记住我们；事情做砸了，再高的位置也没意义。两位觉得呢？”

沉默。赵教授和王教授对视一眼，彼此眼中的对抗渐渐转为思考。

“我同意。”赵教授先开口，“老王在国际交流方面确实有优势。”

“老赵对民间遗产的熟悉无人能及。”王教授也松了口，“双主席，可以试试。”

一场潜在的风波暂时平息。但林凡知道，这只是开始。联盟汇聚了全国最顶尖也最有个性的专家，未来的碰撞不会少。

会议正式开始。林凡作为联盟秘书长（陈部长坚持让他担任此职，说“做事的人要掌舵”）做开场报告。

他没有讲空话，直接切入实际问题：“联盟首批启动的三十七个项目中，有十二个是国家重点项目，二十五个是地方特色项目。我建议，每个国家项目必须带一个地方项目，形成帮扶机制。比如故宫养心殿项目组，要对接云南某个古村落保护项目。”

台下有人举手：“林秘书长，这样会不会分散精力？国家项目本身任务就很重。”

“会。”林凡承认，“但如果我们只盯着金字塔尖，塔基塌了，塔尖也保不住。文明不是几座宫殿构成的，是千千万万个村庄、城镇、市井生活构成的。保护必须系统化，不能碎片化。”

他又投出一张图表：“联盟的第一项制度创新，是建立‘项目透明度平台’。所有项目的进度、经费、技术细节，除涉密内容外，全部公开。接受社会监督，也接受同行评议。”

台下响起议论声。公开透明是好事，但也意味着压力——做得好不好，所有人都看得见。

“我知道这有压力。”林凡说，“但有压力才有动力。遗产保护花的是纳税人的钱，用的是民族的记忆，我们没有权利关起门来做事。”

会议开了整整一天。下午的分组讨论更是激烈，八个专业分会各自开会，林凡穿梭在各个会议室之间，聆听、调解、拍板。

到晚上七点，所有人都疲惫不堪时，终于形成了初步决议：八个分会的主席名单确定（三个分会采用双主席制），三十七个项目的负责人落实，透明度平台开发小组组建，还有——林凡特意加入的——传统工匠人才库建设启动。

“最后还有一件事。”林凡在总结时说，“联盟设立‘匠星奖’，每年评选十位在基层默默奉献的传统工匠。获奖者可以获得奖金、培训机会，以及——最重要的——他们的技艺会被系统记录、研究、传承。”

台下响起掌声。这一次，是发自内心的。

散会后，林凡最后一个离开。秘书递给他一份材料：“林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那边发来了会议议程草案。另外，老家那边来电话，说您父亲问祠堂修缮的具体时间。”

林凡揉揉太阳穴：“帮我订周末回老家的票。联合国会议……安排在下周三晚上吧，视频参加。”

“可是下周三晚上您已经安排了三场——”

“那就压缩成两场。”林凡打断，“有些事，必须亲自做。”

周五傍晚，林凡独自坐上回老家的高铁。

玛雅和林愿没跟着来——林愿有些感冒，玛雅要照顾她，而且绘本创作进入了关键期。林凡看着窗外飞逝的田野，忽然有种奇异的感受：这趟旅程，像是某种回归仪式。

父亲在车站等他，开着一辆破旧的面包车。车里有一股木屑和桐油混合的味道，是林凡从小闻惯的。

“吃了没？”父亲问。

“车上吃了点。”

“你妈炖了鸡汤。”

简短的对话后，就是沉默。但这次的沉默不尴尬，而是一种默契——两个男人都知道要做什么，不需要多余的话。

祠堂在老村东头，是林氏宗族三百年前建的。三进院落，青砖灰瓦，木雕精美但已斑驳。门口那对石狮子，一只耳朵缺了半块，据说是文革时被砸的。

“旧瓦拆了，椽子露出来了。”父亲打着手电，带林凡走进正厅，“你看，大梁上有题记。”

手电光柱里，一行墨字清晰可见：“大清道光二十三年岁次癸卯仲秋吉旦林氏合族重建”。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林凡轻声念出，“鸦片战争刚结束。”

“对。”父亲说，“那年咱们这儿闹饥荒，但族人还是凑钱重修了祠堂。老祖宗们觉得，房子可以破，祠堂不能倒。”

林凡用手触摸那些梁柱。木材是楠木，近两百年过去，依然坚实，只是表面有了裂纹和虫蛀的痕迹。

“怎么修？”父亲问。

林凡已经想过这个问题。如果按最“规范”的做法，应该整体落架大修，更换所有受损构件，做全面的防虫防腐处理。但那样要花几百万，工期至少半年，而且——最重要的是——祠堂会失去“活气”，变成一个完美的标本。

“局部加固，重点保护。”林凡说出自己的想法，“受损的榫卯重新做，虫蛀的部分挖补，裂缝用天然保护剂渗透加固。屋顶瓦片，能用的尽量用，实在不能用的，用同年代的老瓦替换。”

父亲点点头：“不搞大拆大建？”

“不搞。”林凡说，“祠堂不是故宫，它是宗族活着的记忆。修得太新、太完美，反而断了那种记忆的连续性。我们要做的不是让它回到1843年，而是让它从1843年健康地活到今天，再活到未来。”

这个理念，是他在剑桥时想清楚的。不同的建筑，有不同的“生命预期”和“社会功能”，保护策略应该因“建”制宜。

第二天，测绘开始。林凡带来了一套便携式三维扫描仪，父亲则拿出传统的丈杆、墨斗、角尺。两代人，两种工具，开始合作。

扫描仪的激光点在梁柱上游走，电脑屏幕上逐渐构建出祠堂的数字模型。父亲用丈杆量着步架，在随身带的小本子上记下尺寸，嘴里念念有词：“五举拿头，六举拿头……”

那是古建行当的举架口诀，林凡小时候听父亲念过，但一直没完全懂。

“爸，这口诀能教我么？”林凡问。

父亲看他一眼，似乎有些意外：“你现在用机器就能测出来，还要这老口诀？”

“机器测出来的是数据，口诀里的是智慧。”林凡认真地说，“数据告诉我‘是多少’，智慧告诉我‘为什么是这样’。”

父亲沉默片刻，然后开始讲解：“举架就是屋顶的坡度。咱们北方雨水少，举架就缓些；南方雨水多，举架就陡些。口诀里的‘五举’‘六举’，指的是举高与步架的比例。比例合适，屋顶排水顺畅，结构也稳定。”

他指着正厅的屋顶：“你看，这祠堂用的是五举拿头接六举。为什么？因为正厅要庄严，坡度缓些；前后檐要排水，坡度陡些。老祖宗不懂力学计算，但经验告诉他们这样最合适。”

林凡听着，忽然想起剑桥那位老先生的父亲说的那句话：“木头断了可以接，只要找到纹路相通的地方；文明碎了也可以续，只要找到心意相通的人。”

此刻，他和父亲，就在找那种“纹路相通”。

一天的测绘结束，数字模型基本完成。林凡把数据传回北京团队，让他们做结构力学校核。父亲则开始准备修缮用的木材——不是去市场买，而是从老屋拆下来的旧料里挑。

“这些料，放了三四十年了。”父亲拍打着一根老榆木，“干透了，定性了，比新料稳当。”

“但可能有虫蛀。”

“所以要先‘看病’。”父亲拿出一个听诊器一样的东西——其实是自制的木料探伤器，一头敲击木料，一头贴在耳边听声音，“实心的地方声音沉，空心的声音浮。这是你爷爷教的。”

林凡接过探伤器，学着父亲的样子听。开始听不出区别，但反复几次后，渐渐能分辨出声音的细微差异。

“这个有点空。”他指着一根椽子。

父亲点点头：“挖补。把坏的那块挖掉，补上好的木块，顺着纹理补，胶都不用多打，靠榫卯咬合。”

这是最传统的做法，费工费时，但最尊重材料本性。

晚上，父子俩在祠堂边的临时工棚里吃饭。母亲送来的饭菜，简单但可口。就着一盏昏黄的灯，两人对着白天的测绘图纸讨论。

“东北角的柱子下沉了三公分。”林凡指着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