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1章 镜像人生19（1/2）

数字犯罪调查科所在的办公区已经正式更名为“新兴技术犯罪调查中心”。名字的改变反映了工作的演变——从专门应对数字犯罪，到全面覆盖所有新兴技术引发的法律与伦理问题。

陈默站在新办公室的落地窗前，俯瞰正在苏醒的城市。阳光穿过玻璃，在地板上投下明亮的光斑。手中的报告标题是“神经权利法案：立法建议草案”，由他参与起草，即将提交议会审议。

“两年时间，从个案到立法。”林薇走到他身边，手中拿着平板电脑，“张振华在监狱里的研究笔记对草案有很大贡献。他提出了‘体验完整性’的概念，作为神经权利的核心。”

“体验完整性。”陈默重复这个术语，“指的是个人对自己的感知、记忆、身份、时间感等核心体验的自主权和保护权。”

“正是。”林薇滑动屏幕，展示草案内容，“包括：知情同意必须详细说明技术可能如何改变核心体验；用户有权访问和修改自己的神经数据；禁止未经同意的神经影响；建立神经技术安全标准和交互测试要求...”

老李从会议室探出头：“陈科，联合工作组会议五分钟后开始。今天的议题是‘脑机接口技术的早期监管框架’。”

陈默点头，整理了一下西装——这种正式会议要求着装规范，与日常调查工作的便装不同。两年时间里，他的角色也在演变：从案件调查员，到政策建议者，再到跨领域协调者。

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人：政府代表、科技公司高管、学术界专家、患者权益倡导者。墙上显示屏展示着脑机接口技术的最新进展——从医疗康复到认知增强，从神经通讯到意识上传的远景。

“欢迎各位。”陈默作为工作组联合主席主持会议，“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如何在脑机接口技术商业化普及前，建立适当的监管框架，防止重蹈过去两年我们处理的诸多案件的覆辙。”

一位科技公司代表发言：“陈主席，我们理解监管的必要性，但过度监管可能扼杀创新。脑机接口技术有巨大潜力，可以帮助瘫痪者重新行走，帮助失明者重见光明，帮助认知障碍者恢复正常功能。”

神经科学家回应：“潜力是真实的，但风险也是真实的。如果脑机接口能够读取甚至写入神经信号，那么思想隐私、意识自主性、身份完整性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患者权益代表分享经验：“作为‘综合病症’的受影响者，我亲身经历了技术副作用带来的痛苦。我们不能等到伤害发生再补救，必须在技术发展的早期就建立保护措施。”

会议持续了三个小时，最终达成了建立“脑机接口技术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共识，要求在临床试验阶段就纳入神经权利保护条款。

会议结束后，陈默在走廊遇到了徐志远博士，他现在是“神经技术安全联合工作组”的首席科学顾问。

“陈警官，有件事想私下谈谈。”徐博士表情严肃，“关于我们一直在监测的那些‘综合病症’患者，有新的发现。”

两人来到徐博士的研究所，实验室里满是先进的神经成像设备。屏幕上显示着复杂的大脑连接动态图。

“看这里。”徐博士指着一组数据，“在过去六个月里，大约30%的患者报告症状发生了变化——不是恶化，而是...进化。”

“进化？”

“他们的跨感官连接正在形成新的模式。”徐博士切换图像，“不再是简单的‘看到声音’或‘尝到颜色’，而是更复杂的感官融合体验。比如，李文——那位建筑师——现在能‘体验’空间的声学特性，无需测量仪器就能感知房间的回声效果。”

陈默思考着：“这是负面症状还是新能力？”

“两者兼具。”徐博士回答，“对日常生活有干扰，但在特定情境下有实用价值。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新能力似乎在患者之间‘趋同’——不同患者发展出类似的能力模式，即使他们没有交流过。”

“又是某种形式的‘传染’？”

“可能，但机制不同。”徐博士调出另一组数据，“我们监测了患者群体的脑电波同步情况。发现当他们在物理上接近时，大脑活动的相似度会增加。这暗示可能存在群体层面的神经适应。”

林薇此时也赶到了研究所，听到这一发现后问：“这会影响其他人吗？没有症状的普通人？”

“我们正在研究。”徐博士说，“初步数据显示，长时间与症状患者密切接触的人，脑电波模式会轻微变化，但尚未发展出完整症状。这可能是低水平的人际神经同步效应。”

陈默感到熟悉的不安：技术引发的改变，正在以不可预测的方式在社会层面扩散和演化。

“我们需要扩大监测范围。”他决定，“但要以尊重和自愿为前提。患者不是实验对象，他们是受影响的人。”

徐博士点头：“这正是我们设计新研究方案时的核心原则。所有参与者充分知情，完全自愿，随时可以退出。研究目的是帮助他们理解和管理自己的状况，同时为神经科学提供新知。”

离开研究所时，林薇问：“陈科，你觉得这种现象会如何发展？”

“我不知道。”陈默诚实回答，“但我知道我们必须以尊重和谨慎的态度面对。技术改变了这些人的大脑，但改变不一定就是缺陷。关键是他们是否有自主权，是否能控制这种改变对他们的意义。”

第二天，陈默收到监狱的通知：张振华申请假释听证会，希望他作为证人出席。

假释听证会在监狱的会议室举行，气氛正式而克制。张振华穿着整洁的囚服，头发梳理整齐，看起来比两年前更加平静。评审委员会由法官、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和受害者代表组成。

“张振华，你在服刑期间的表现良好。”主审法官翻阅记录，“参与了多项研究项目，提供了专业知识，帮助建立了神经技术监管框架。你对自己罪行的认识是什么？”

张振华深吸一口气：“我认识到，科学探索必须服务于人的尊严，而不是相反。我让科研野心遮蔽了伦理责任，将他人视为实验对象而非独立个体。陆远的死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无论具体剂量是由谁修改的，实验本身已经越过了底线。”

受害者代表——陆远的母亲——静静地坐着，表情复杂。陈默注意到她手中握着一张旧照片，边缘已经磨损。

“如果你获得假释，有什么计划？”心理学家问。

“我计划继续参与神经伦理研究，但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张振华回答，“不是主导实验，而是提供咨询，帮助年轻科学家避免我的错误。我也想...尝试修复一些伤害，如果可能的话。”

“什么伤害？”

张振华看向陆远的母亲：“我知道无法让陆远复活，但也许可以帮助其他受影响者。我在研究神经适应和康复的方法，基于我在监狱里对‘镜像计划’数据的重新分析。”

听证会持续了一小时。最终，委员会决定批准假释，但有严格条件：不得从事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研究；定期向假释官报告；完成社区服务；继续接受心理辅导。

离开监狱时，陈默在停车场遇到了陆远的母亲。她站在车旁，望着监狱的高墙，眼中情绪难辨。

“李阿姨。”陈默轻声打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