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0章 镜像人生18（1/2）

“在建筑工地，机械噪音变成了强烈的视觉干扰——电钻声是刺眼的红色尖刺，起重机移动声是巨大的灰色阴影。”李文揉着太阳穴，“我无法集中注意力看实际的空间，因为声音的视觉覆盖了真实的视觉。”

第二位患者是二十八岁的音乐教师林悦，因使用“绝对音感训练”神经反馈设备出现症状。

“我获得了超常的音高识别能力，但也得到了不需要的‘附加功能’。”林悦在钢琴前，但没有弹奏，“现在每个音符都有颜色、质地、甚至温度。c大调是温暖的金色，光滑如丝；升f小调是冷冽的深蓝，粗糙如砂纸。”

“这影响您的教学吗？”

“严重影响。”林悦苦笑，“我无法单纯地听音乐了。每次聆听都变成多感官的轰炸。更糟的是，我开始‘听到’颜色——看到红色时会听到低沉的嗡鸣，看到绿色时会听到清脆的铃声。我的感官世界...混乱了。”

第三位患者最为特殊——十九岁的大学生陈星，因参加“跨感官艺术创作”实验项目而出现症状，但他的体验与其他人都不同。

“我不只是感官交叉。”陈星在安静的校园咖啡馆里，声音平静得异样，“我能在不同感官模式间自由转换。看着一幅画，我能‘转换’到它的声音版本；听一段音乐，我能‘看到’它的空间结构。甚至...我能短暂地‘分享’这种转换。”

“分享？”方雪警觉起来。

“当我专注地看着某人，同时想着特定的感官转换，对方有时会报告短暂的类似体验。”陈星解释，“就像我的感官模式‘传染’给了他们。但这很不稳定，需要极度的专注和特定的条件。”

三场访谈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模式：不同公司的神经技术，本应针对不同功能，却在无意中协同作用，引发了复杂的跨感官综合征。更令人担忧的是，某些患者的症状表现出“传染性”或“共振性”，暗示可能存在人际神经同步现象。

“这像是技术引发的联觉流行。”林薇在团队会议上总结，“但比自然联觉更复杂、更不稳定、更具侵入性。”

陈默站在智能白板前，将患者、技术、症状连接成网络：“我们需要一个系统的调查框架。第一，医学角度：这些症状的神经机制是什么？是可逆的吗？第二，技术角度：不同技术如何相互作用？是否存在协同效应？第三，社会角度：如何防止症状扩散？如何帮助受影响者？”

“还有法律角度。”老李补充，“如果症状确实具有‘传染性’，这涉及公共健康问题。谁负责？技术公司？监管机构？还是无人负责？”

调查的复杂性超出预期。涉及七家不同的科技公司，数十种产品，数百名潜在受影响者（许多可能尚未意识到症状）。更复杂的是，症状本身难以客观测量——联觉是主观体验，传统医学检查难以捕捉。

陈默决定组建跨领域专家组，包括神经科学家、技术伦理学家、临床心理学家和法律专家。第一次专家组会议上，分歧立即显现。

“这明显是神经技术的副作用。”神经科学家李教授断言，“这些公司追求效果，忽视了不同技术同时使用的潜在风险。大脑是一个复杂系统，干预一个部分可能影响看似无关的其他部分。”

技术伦理学家王博士更谨慎：“但我们也应该承认，这些技术为许多人带来了好处。记忆增强帮助了认知障碍患者，时间感知调节提高了某些人的生活质量。问题在于缺乏系统的安全测试和监管。”

临床心理学家张医生关注患者福祉：“无论原因如何，这些患者正在经历真实的痛苦。他们需要支持系统，帮助他们适应或逆转症状。某些报告的症状‘传染性’尤其令人担忧——如果属实，可能引发群体性心理事件。”

法律专家陈律师指出监管空白：“现行法律主要关注单个产品的安全性，不考虑多产品交互效应。也没有法律框架处理神经症状的‘传染’问题。这是一个全新的法律挑战。”

陈默在会议总结中说：“我们需要多线并进：医学研究理解机制，技术评估确定责任，心理支持帮助患者，法律研究填补空白。但首先，我们需要更多数据——受影响者的准确数量，症状的详细特征，技术使用的具体模式。”

调查进入第二周时，一个意外的联系出现了。张辰在分析患者数据时，发现了一个重复出现的名字：徐博士，神经可塑性研究专家，曾为多家涉案科技公司提供咨询。

“徐志远，五十八岁，前大学神经科学教授，六年前辞职成立私人研究所。”张辰展示资料，“他的专长是‘跨模态神经可塑性’——研究大脑如何重新分配感官处理功能。有趣的是，他在张振华的实验室做过访问学者。”

又是张振华。这个名字如同幽灵，缠绕在这一系列案件中。

“联系徐博士。”陈默决定，“还有，安排再次会见张振华。”

徐志远的研究所位于城市边缘的宁静园区，建筑低调，几乎没有标识。内部装修简洁，更像是学术机构而非商业公司。徐博士本人与照片相比苍老些，但眼睛明亮，有着学者特有的专注神情。

“我知道你们会来。”徐博士的开场白与许多涉案者相似，“当现象超越了个案，指向系统性问题时，调查就会向上追溯。”

“您了解这些跨感官综合征吗？”林薇问。

“不仅了解，我在研究它们。”徐博士带他们进入实验室，墙上是复杂的大脑连接图，“过去三年，我追踪了超过两百例后天获得性联觉案例。最初以为是孤立现象，直到发现它们都与神经技术使用相关。”

陈默仔细观察图表：“这些技术如何引发联觉？”

“大脑的感官处理有专用区域，但也有交叉连接。”徐博士解释，“正常情况下，这些交叉连接被抑制，确保感官分离。但某些神经刺激——特别是重复的、强烈的、针对多感官整合区域的刺激——可能解除这种抑制，增强交叉连接。”

“不同公司的技术无意中协同作用了？”

“正是。”徐博士点头，“a公司的记忆增强刺激了颞叶，b公司的时间感知训练影响了顶叶，c公司的空间优化作用于顶叶-枕叶连接。单独来看，每个刺激是局部的、可控的。但当一个人在短时间内接受多种刺激时，它们可能相互作用，产生意想不到的全局效应。”

林薇追问：“症状的‘传染性’呢？有患者报告能短暂影响他人的感官体验。”

徐博士的表情变得严肃：“这是最让我担忧的部分。理论上，如果两个人的大脑活动高度同步，且其中一人有强化的跨感官连接，这种连接模式可能通过人际神经同步‘传递’给另一个人。这需要极特定的条件，但并非不可能。”

“您报告过这些发现吗？”

“我试图。”徐博士苦笑，“但科技公司不感兴趣——他们关注产品效果，不关注罕见的副作用。监管机构没有相关框架。学术期刊认为这太‘边缘’，缺乏足够的对照组数据。”

陈默思考着这个困境：科学家发现了潜在风险，但系统缺乏接收和应对的机制。

“我们需要您的合作。”他说，“帮助受影响者，理解机制，制定预防措施。”

徐博士点头：“我一直在等这样的合作邀请。但有一个条件：不能只是惩罚性调查，必须是建设性解决。这些技术有潜力，不能因恐惧而放弃，但需要更负责任的开发和使用。”

离开研究所时，陈默感到案件的维度再次扩展。这不再只是单个公司的责任问题，而是整个神经技术生态系统的监管和伦理问题。

第二天，监狱会面室，张振华听着最新进展，表情复杂。

“徐志远，我记得他。”张振华回忆，“聪明，有远见，但比我更谨慎。他离开学术界是因为对商业化神经技术的担忧。看来他的担忧成真了。”

“您对跨感官综合征有什么见解？”陈默问。

“我在早期实验中观察到类似现象。”张振华承认，“当刺激大脑的多感官整合区域时，偶尔会诱发短暂的联觉体验。但我当时认为这只是实验产物，没有意识到在真实世界技术应用中可能成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