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1章 为民制产（1/2）

为民制产之德政

长安城的初夏，总是裹挟着一种恰到好处的暖意。吏部侍郎杨炎的书房里，檀香袅袅，案上摊着几份来自河北道的户籍账册，墨迹淋漓，似乎还带着远方驿站的尘土气息。他捻着胡须，眉头微蹙，目光落在“宽乡”与“狭乡”那几个朱批大字上，久久没有移开。

“大人，这是今年最新的括户成果。”属吏王克温躬身禀报，声音压得极低，“河北诸州，尤其是魏博、成德一带，清查出来的隐漏人丁，比去年又多了三成。只是……”

“只是什么？”杨炎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王克温咽了口唾沫，小心翼翼地说道：“只是那些藩镇节度使，嘴上应承着朝廷政令，暗地里却百般推诿。说是清查户籍，实则阳奉阴违。他们说，‘丁随地走，地归豪强，我等如何能强夺豪右之田，以配无地之丁？’还说……还说均田制早已是明日黄花，在他们那里，‘认田不认丁’才是常理。”

“认田不认丁？”杨炎冷笑一声，将手中的账册重重拍在案上，“荒谬！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我大唐承北魏、隋之余绪，行均田之制，本就是要‘为民制产’，使耕者有其田，蚕者有其桑。租庸调之法，‘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丁男授田百亩，其中二十亩永业，八十亩口分，身死则口分田还官，此乃国之根本！若‘认田不认丁’，田地尽入豪强之手，百姓无立锥之地，租庸调从何而来？国家府库又如何充盈？”

他站起身，踱到窗前，望着庭院中那株新栽的梧桐。阳光透过稀疏的叶片，在青砖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陆宣公（陆贽）曾言，‘民者，邦之本也。财者，民之心也。其心伤，则其本伤；其本伤，则枝干颠瘁而根柢蹶拔矣。’所谓为民制产，不仅仅是授田百亩那么简单，更是要让百姓有恒产、有恒心，知荣辱、守礼法。这租庸调制，看似是‘粟米之征、布帛之征、力役之征’的杂拼，实则是巧夺天工的组合，将孟子所言的赋税精神，完美地融入了我大唐的土地与户籍制度之中。”

王克温似懂非懂，又问道：“大人，卑职愚钝。这均田制推行至今，已有百余年。卑职听闻，江南许多地方，人多地少，所谓‘百亩授田’，早已是一纸空文。即便是在关中，也常有百姓投诉，说永业田被豪强巧取豪夺，口分田更是岁岁调整，不得安宁。如此说来，这‘为民制产’，岂不成了一句空话？”

杨炎转过身，目光深邃地看着王克温，缓缓道：“克温啊，你问得好。老夫且问你，你可知为何要分‘宽乡’与‘狭乡’？”

王克温略一思索，答道：“卑职记得律令上说，田多民少为宽乡，田少民多为狭乡。宽乡授田从其制，狭乡则减宽乡之半。”

“然也。”杨炎点头，“这便是均田制的精髓所在——‘认人不认田’。它不以现有土地多少为绝对标准，而是以人丁为根本，力求让每个丁男都能获得一份基本的生产资料。你说江南人多地少，百亩之田难以落实，这是事实。但朝廷规定，狭乡之民，可以迁往宽乡。去年，老夫便奏请朝廷，允许京兆府百姓迁往陇右、河西宽乡者，免其三年租庸。这便是‘为民制产’的灵活性。”

他走到案前，指着河北道的账册：“至于你说的豪强兼并，隐漏人丁，这正是朝廷为何要不厌其烦地‘括户’、‘造籍’的原因。自北魏以来，历代君主为何如此重视户籍？因为户籍是均田的基础，是人丁的载体。没有准确的户籍，‘为民制产’便无从谈起。”

杨炎拿起一本泛黄的《乡账式》，这是开元年间的旧物，上面详细记载了一个乡如何编造户籍、统计田亩、区分宽狭乡的程序。“你看这‘乡账’，不仅要报户口，还要报土地面积与人口比例，是宽是狭，一目了然。为何要如此繁琐？因为官府要根据这个来调整授田、征发赋役。一个乡是宽是狭，直接关系到百姓的田亩数量和赋税轻重。这便是制度的精神所在——虽不能尽善尽美，却时刻以‘为民制产’为念。”

王克温仍是不解：“可是大人，即便户籍清楚，宽狭乡分明，若地方官吏阳奉阴违，如河北藩镇那般，将清查出来的隐丁瞒报私留，或将好田尽入私囊，将瘠田分给百姓，那这制度岂不是依然形同虚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