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2章 生根3(1/2)
而这一切,才刚刚八岁的招娣,都看在了眼里。她看到父亲的屈辱,母亲的眼泪,感受到那无处不在的、名为“罚款”的巨大压力。一种名为“责任”和“亏欠”的东西,如同无形的绳索,更紧地捆住了她幼小的心灵。她更加沉默了,干活也更加卖力,仿佛想用自己微弱的力量,帮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分担一点点重量。
夜色深沉,陈家的灯火早早熄了。但黑暗里,有多少双眼睛在无助地睁着,盘算着明天,以及明天之后的,无数个需要为钱发愁的明天。
时间如同村边那条沉默的小河,看似缓慢,却在不知不觉中,将日子推向了年关。
寒风开始像一把钝刀子,刮过光秃秃的田垄,钻进人们不算厚实的棉袄缝隙里。对于陈家坢的大多数人家来说,年关是带着喜悦和期盼的——杀年猪,做新衣,准备一年到头难得吃上的丰盛年夜饭,空气中都仿佛飘着油腥和米糖的香气。
然而,这股香气对于陈家院子来说,却像是隔着一层看不见的、冰冷的玻璃。陈家的年关,是被债务的阴影紧紧包裹的。
那笔八百块的罚款,像一座无形的大山,沉甸甸地压在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心头。卖猪的钱、微薄的积蓄,也只是杯水车薪。那张按了手印、写着月息一分五的欠条,如同套在陈满仓脖子上的绞索,随着年关临近,越收越紧。
陈满仓明显地瘦了,也老了。原本还算结实的肩膀有些佝偻,眼角的皱纹像干涸土地上的裂痕,深刻而疲惫。他几乎成了村里最忙碌,也最沉默的人。
天不亮,当启明星还冷冷地挂在天边,他就已经扛着锄头或是铁锹出了门。自家的田地收拾完了,他就去帮村里劳力少的人家做短工,换几个微薄的工钱,或者几斤粮食。给人挖渠、挑粪、垒猪圈,什么脏活累活都干。
他的双手,裂开了一道道血口子,像老松树的皮,粗糙得能刮破衣服。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洗不净的黑泥。吃饭时,他常常端着碗,蹲在墙角,快速地扒拉几口,眼神空洞地望着远处,仿佛在计算着距离还清债务还有多少个这样的日夜。
有一次,给邻村一户人家盖偏房抬大梁时,木梁滑了一下,重重地砸在他的脚背上,当时脚面就肿得老高,紫黑一片。主家吓坏了,要送他去卫生院。陈满仓咬着牙,额头冷汗涔涔,却死活不肯。
“没事……揉点草药……就好了。”他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去卫生院要花钱,他花不起。他硬是拖着那只伤脚,一瘸一拐地走了十几里路回家,用土方子弄了些草药捣碎了敷上,第二天一早,又咬着牙出了门。那段时间,他走路的样子像个扭曲的符号,每一步都带着隐忍的剧痛,而那疼痛,远不及他对债务的恐惧。
晚上,他常常一个人坐在灶膛前,就着那点微弱的光,一遍遍地摩挲着那张欠条。纸上王德贵那工整却冰冷的字迹,和他那歪歪扭扭的名字、鲜红的手印,形成刺眼的对比。他认识的字不多,但“八百元”、“月息一分五”、“陈满仓”这几个字,像烧红的烙铁,深深地烫在他的心尖上。
陈桂香出了月子,但地窖的阴冷和产后的忧思,还是在她身上留下了痕迹。脸色是长期缺乏营养的蜡黄,腰身也不再如从前利落。但她不能倒,她是这个家的“柜子”(当家人),管着钱粮,也管着一家人的吃喝拉撒。
她的“战场”是灶台、是米缸、是鸡窝、是那一小片自留地。
每一粒米,在她眼里都金贵无比。煮饭时,她会用一个小碗精确地量出米来,再多抓一把回去。粥熬得能照见人影,孩子们喊饿,她就说:“多喝点米汤,养人。”其实是她往里多加了几瓢水。
菜园里的青菜,她捡最老的叶子摘来吃,嫩一点的则小心摘下,用稻草捆好,让满仓趁集日拿到镇上去卖,换回几毛钱,或者几两盐巴。
家里的母鸡下了蛋,那更是重要的“财政来源”。除了偶尔给满仓补身子(他是主要劳力,不能垮),和给土生蒸个小小的鸡蛋羹,绝大部分都被她小心翼翼地收在铺了干草的篮子里。招娣有时候会眼巴巴地看着那些圆滚滚的鸡蛋,桂香心里一酸,却只能硬起心肠:“等你弟弟再大点,妈也给你吃。” 招娣便默默地低下头,不再说话。
桂香还重新拾起了做姑娘时学的绣花手艺。在煤油灯昏黄的光线下,她眯着眼,用粗针粗线,在破布头上绣些简单的花草、福字。手指经常被针扎破,渗出血珠,她放在嘴里吮一下就算了。这些绣品粗糙,卖不了几个钱,但多少也能贴补一点,哪怕只能换回一盒火柴,一块肥皂,也是好的。
她心里有一本清晰的账:欠款本金还剩多少,这个月的利息是多少,卖鸡蛋得了多少钱,卖菜得了多少,满仓做短工挣了多少……每一笔进项和支出,都在她心里反复盘算。夜深人静时,她看着熟睡的土生和招娣,再看看身边鼾声如雷、疲惫不堪的丈夫,那本无形的账本就像一块巨石,压得她喘不过气。
八岁的招娣,仿佛一夜之间被催熟了。她的话更少了,但眼里的东西却多了。
她不再需要母亲吩咐,就能准确地知道家里每一件事该怎么做。天蒙蒙亮,她就起床,踩着板凳,踮着脚从水缸里舀水,烧火,将昨晚的剩饭剩菜热一热。等父母起床时,灶上至少有点温热的东西下肚。
她喂鸡的动作越来越熟练,能准确地认出哪只鸡爱下蛋,哪只鸡可能病了。她扫地时,连墙角的老鼠洞都会用扫帚头仔细掏一掏。
她最重要的任务,是照看弟弟土生。
土生已经三个多月了,脱离了新生儿的皱巴巴,长得白胖了些,一双眼睛乌溜溜的,很是有神。他成了这个灰暗家庭里唯一亮丽的色彩。招娣对这个弟弟的感情是复杂的。她记得他的到来让父母愁白了头,让家里背上了巨债。但当她抱着这个柔软的、带着奶香味的小身体时,一种天然的、属于姐姐的保护欲又会油然而生。
她会抱着土生坐在门槛上,指着院子里啄食的鸡,咿咿呀呀地跟他说话:“看,大公鸡……那是母鸡,会下蛋的……”尽管土生根本听不懂。当土生哭闹时,她会熟练地检查他是不是尿湿了,或者轻轻地哼着从母亲那里听来的、不成调的摇篮曲。她的臂膀还很瘦弱,抱着胖乎乎的土生有些吃力,但她总是抱得很稳,生怕摔着这个“全家的希望”。
她几乎从不出去玩。偶尔有同龄的女孩子来叫她跳房子、抓石子,她总是摇摇头,小声说:“我要带弟弟。”然后继续坐在那里,守着土生,像个沉默的小保姆。她的童年,在锅碗瓢盆和弟弟的哭闹声中,悄无声息地流逝着。
有一次,她听到邻居家的婶子来串门,跟母亲聊天,说起村里谁家的姑娘说了门好亲事,彩礼不少。那婶子随口对招娣说:“招娣啊,等你长大了,也能给你爹妈换点彩礼钱,帮衬家里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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