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0章 陈寿笔端：史简里的尘埃与未烬的星火（1/2）

洛阳的史官院，比成都的丞相府冷得多。

陈寿蜷缩在案前，搓了搓冻得发僵的手指，将最后一卷竹简捆好。窗外的雪下得正紧，落在院中的柏树上，簌簌作响，像极了蜀地秋雨打在武侯祠的瓦上。

案上摊着的，是《三国志·蜀书》的定稿。最上面一卷，写的是《后主传》，末尾那句“后主举家东迁，既至洛阳，册命为安乐县公”，墨迹已干，却透着一股说不出的滞涩。

“陈大人还在忙？”同僚王隐抱着一卷《魏书》走过，瞥了一眼案上的竹简，笑道，“蜀书不过附骥之作，何必如此费心？”

陈寿没抬头，只是用布巾擦拭着砚台：“亡国之史，更该仔细。免得后人读起，只当是天命使然，忘了人心向背。”

王隐撇撇嘴，没再说话，转身离去时，靴底踩在积雪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陈寿望着他的背影，轻轻叹了口气。他来洛阳三年，早已习惯了这般轻慢。魏国的史官们提起蜀汉，总带着“蕞尔小国”“自取灭亡”的不屑，仿佛那四十三年的基业，不过是历史长河里一粒无关紧要的尘埃。

可他忘不了。

忘不了年轻时在巴西郡，父亲教他读《出师表》，读到“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时，老泪纵横的模样——父亲曾是马谡的参军，街亭失守后被削职为民，却始终藏着一枚刻着“汉”字的旧印。

忘不了延熙年间，他在姜维军中做主簿，看到将军在沓中屯田，夜里还在灯下推演兵法，案头的《兵法二十四篇》被翻得卷了边。那时的士兵们常说：“跟着姜将军，总有一天能回长安。”

更忘不了成都陷落那日，他躲在藏书楼的夹层里，听着外面魏军的呼喝，看着窗外飘落的“汉”字旗，像一片被风吹断的叶子。

这些，都该写进史里。

他重新铺开竹简，提笔蘸墨，写下《诸葛亮传》的评语。笔尖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八个字上顿了顿，墨滴落在竹面上，晕开一小团深色，像一滴凝固的血。

这八个字，是他斟酌了三年才定下的。起初想写“智计无双”，又觉太轻；想写“忠勇盖世”，又觉不足。直到前日，他去邙山祭拜姜维的无名坟，看到几个蜀地来的老妇，正用衣襟兜着蜀地的泥土，一点点撒在坟上，嘴里念叨着“丞相保佑，将军安息”，才忽然明白——诸葛亮的伟大，从不是打赢了多少胜仗，而是用一生的坚守，在蜀人心里种下了一颗“汉”字的种子。

可这颗种子，终究没能长成参天大树。

他翻到《后主传》的初稿，上面有一行被划掉的字：“后主暗弱，信谗远贤，自致倾覆。”这是司马昭授意要写的调子，却被他偷偷改了。此刻定稿上写的是：“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暗之后。”

他不敢直指其过，却忍不住留下一丝余地——刘禅或许不是天生的昏君，只是在安逸里丢了初心，在奸佞中磨了棱角。就像成都那些世家子弟，起初或许也怀过“兴复汉室”的热血，只是日子久了，便在锦官城的繁华里，忘了祁山的风雪。

案头堆着几卷从成都带来的旧档，是他冒着风险保存下来的。其中一卷，是黄皓主持修订的《蜀科》，上面把诸葛亮定下的“轻徭薄赋”改成了“加征南中贡赋”，字迹谄媚而急切。另一卷，是姜维最后一次北伐的奏疏，上面详细列着军需缺口，请求朝廷拨款，末尾却批着“国库空虚，暂缓再议”——那是刘禅的笔迹，旁边还有黄皓添的小字：“姜维虚耗钱粮，可罢其兵权。”

陈寿将这两卷档案放在一起，忽然觉得，蜀汉的灭亡，早被写在了这些纸页上。一边是苛政猛于虎，榨干了百姓的耐心；一边是忠言逆耳，凉透了将士的热血。当朝堂成了奸佞的游乐场，当忠良成了“虚耗钱粮”的罪臣，就算诸葛亮复生，怕也难挽狂澜。

“大人，钟司徒派人来问，蜀书何时能定稿？”书吏在门外禀报，声音里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

陈寿应道：“三日后便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