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9章 青史余音：后来者的回望与叩问（2/2）

陆游摇头苦笑。他曾在南郑戍边，深知“偏安”的滋味——金人铁骑在北，朝廷却在江南歌舞升平，与当年蜀汉何其相似？他想起诸葛亮的《后出师表》：“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忽然懂了姜维的执着。

“北伐不是错，错在‘竭泽而渔’。”陆游在廊下写下《书愤》，其中一句“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既是赞诸葛亮，也是叹姜维——一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理想主义者，终究败给了现实的骨感。

雨停后，他去西市的茶馆听书。说书先生正讲“邓艾偷渡阴平”，茶客们骂刘禅昏庸，骂黄皓误国，却少有人提南中百姓的苦难，少有人说蜀地士族的观望。

陆游放下茶钱，望着街上往来的行人。他们多是蜀地土着，说着带着乡音的蜀语，脸上是安稳的神色。他忽然明白，对百姓来说，“兴复汉室”太远，“安稳度日”才近。诸葛亮懂，所以他先安内再攘外；后来者不懂，只顾着北伐，忘了百姓才是根基。

时光流转，到了明清之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论及蜀汉灭亡，写下：“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他认为，蜀汉之亡，不仅是“亡国”，更是“亡天下”的预警——当士族只知私利，当官吏只知盘剥，当百姓失去生路，所谓的“江山”，不过是空中楼阁。而诸葛亮所守的，不仅是蜀汉的疆土，更是“仁义”二字；姜维所拼的，不仅是先帝的遗志，更是“士人之节”。

到了近代，史学家吕思勉在《三国史话》中，对蜀汉灭亡有了更平实的解读：“三国时的蜀国，本是不足自立的。其所以能立国数十年，不过因其地形险阻，且得诸葛亮有治国之才，安抚了境内的人民，对外也未曾遇到强敌而已。”

他认为，蜀汉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以一州之力对抗中原，本就难以为继，而内部的矛盾与资源的枯竭，不过是加速了这一进程。

如今，成都的武侯祠依旧矗立，惠陵（刘备墓）、武侯祠、昭烈庙（刘备庙）并列，香火不断。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匾额前驻足，在“出师未捷身先死”的诗碑前叹息。

有人争论诸葛亮的北伐是否明智，有人感叹姜维的悲壮，有人嘲讽刘禅的昏庸，却少有人注意到祠堂角落里的一块残碑，上面刻着蜀亡后百姓的一段话：“诸葛在时，无饥寒；诸葛去后，有征役。魏人来时，复无饥寒。”

这或许是对蜀汉灭亡最朴素的注解——百姓的记忆，从来都简单而深刻。谁让他们过好了日子，他们就记谁；谁让他们陷入苦难，他们就忘谁。

青史的余音，在岁月中回荡。蜀汉的灭亡，像一面镜子，照见过往，也映着未来。它告诉我们：王朝的兴衰，从来不取决于疆域的大小、兵力的强弱，而取决于民心的向背；历史的评判，也从来不看口号的响亮、理想的崇高，而看实实在在的民生与公平。

当我们站在武侯祠前，望着那些斑驳的碑刻，想起的不应只是诸葛亮的忠诚、姜维的悲壮、刘禅的昏庸，更应想起那些在历史尘埃里默默生活的百姓——他们或许没有留下姓名，却是决定王朝命运的真正力量。

这，或许就是蜀汉灭亡留给后人最珍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