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9章 青史余音：后来者的回望与叩问（1/2）

洛阳的永宁寺，香火鼎盛。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身着汉服，在佛像前虔诚跪拜。案上摊着的，是刚从南朝传来的《三国志》抄本，他指尖停留在《蜀书·后主传》的“乐不思蜀”四字上，眉头微蹙。

“陛下，这刘禅真就如此昏聩？”侍中崔光躬身问道。他是汉人儒生，精通两汉历史，常为孝文帝讲解《史记》《汉书》。

孝文帝合上书卷，望着寺外的洛水：“昏聩或许有之，可蜀亡的根由，真就全在他身上？诸葛亮鞠躬尽瘁，姜维九伐中原，为何还是守不住一隅之地？”

崔光沉吟道：“臣以为，蜀地偏安，本就难与中原抗衡。更兼荆州集团与本土士族相疑，北伐耗尽民力，百姓离心，纵有良将，亦难回天。”

孝文帝点点头，想起自己推行的汉化改革——迁都洛阳、禁胡服胡语、重用汉人士族，不正是在避免“内外离心”的覆辙？他忽然想起去年巡视平城，老鲜卑贵族哭着说“忘了祖宗”，可中原的汉人百姓却在街头相庆，说“天下将一统”。

“民心似水啊。”孝文帝感叹道，“诸葛亮治蜀时，百姓为何拥戴？因他‘科教严明，赏罚必信’；后来为何离心？因‘兵戈不息，赋役繁重’。可见，无论胡汉，百姓想要的，不过是安稳二字。”

他命人取来笔墨，在《蜀书》的空白处写下：“国之兴亡，在德不在险，在民不在兵。”写完，又觉得不够，补了一句，“蜀汉之鉴，在‘和’不在‘战’，在‘融’不在‘隔’。”

三百余年后，唐贞观年间的长安城，房玄龄正在编修《晋书》。案头堆着前朝的史料，其中就有陈寿的《三国志》。他的侄子房遗爱刚从蜀地考察回来，正眉飞色舞地讲着成都的风物。

“叔父您是没见，成都的丞相祠堂，香火比长安的孔庙还盛！百姓说，诸葛亮当年在蜀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比贞观之治也差不了多少。”房遗爱捧着蜀锦，“您看这锦缎，上面还织着‘诸葛锦’的字样，说是按当年诸葛亮的法子织的。”

房玄龄抚摸着蜀锦，想起武德年间，唐军入蜀时，百姓也是这般拥戴，说“终于不用再打仗了”。他翻开《三国志·诸葛亮传》，看到“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的记载，忽然明白，为何诸葛亮能让蜀地百姓记三百年。

“遗爱，你说百姓为何记着诸葛亮，忘了刘禅？”房玄龄问道。

“因为诸葛亮干事啊！”房遗爱脱口而出，“修水利、劝农桑、定法度，实实在在为百姓好。刘禅呢？就知道吃喝玩乐，连国家都丢了。”

房玄龄笑了：“你只知其一。诸葛亮的厉害，不在‘干事’，在‘公平’。他废李严，斩马谡，连自己的亲信犯错都不徇私，蜀地士族、百姓，谁不心服？后来黄皓专权，赏罚不公，士族离心，百姓自然就散了。”

他提笔在《晋书·载记》中写下对蜀汉兴亡的评注：“诸葛治蜀，以公心服人；后主谓政，以私心失众。公则民聚，私则民散，此万古不易之理。”

又过了数百年，南宋淳熙年间，陆游被贬成都，在锦官城的丞相祠堂里徘徊。秋雨淅淅沥沥，打在柏树上，发出沙沙的声响。祠堂的墙壁上，刻满了后人的题诗，有叹“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有骂“阿斗终当亡国”的，字迹斑驳，却透着一股不平之气。

“先生，您看这诗。”随从指着一首新题的诗，“说‘若使姜维不北伐，蜀汉未必早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