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9章 尘埃落定历史书写中的偏见与蜀亡真相的多重面相（1/2）

南宋淳熙年间，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授《资治通鉴纲目》时，曾指着“汉亡”二字对弟子们说：“陈寿作《三国志》，以魏为正统，是谓‘帝魏寇蜀’，此乃曲笔也。”台下弟子纷纷颔首，唯有一个年轻书生小声问：“若蜀为正统，何以亡于魏？”朱熹闻言一怔，良久才道：“兴亡自有天数，然忠义之心不可灭。”这场发生在书院的对话，恰似蜀亡后千百年争议的缩影——历史的真相，往往在不同的书写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

一、正史的立场：陈寿的“曲笔”与无奈的平衡

洛阳的秘书监里，陈寿握着刚写完的《后主传》定稿，指尖在“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暗之后”这句话上反复摩挲。窗外传来禁军巡逻的甲叶碰撞声，让他想起十年前邓艾大军入成都时的混乱。作为亲历者，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蜀亡的复杂，可落笔时，却不得不掂量每一个字的分量。

陈寿的尴尬处境，在于他既是蜀人，又是晋臣。其父曾为马谡参军，因街亭之败受髡刑（剃发），他自己在蜀汉时又因“不服黄皓”遭贬斥，对蜀汉后期的昏暗有着切肤之痛。可《三国志》是奉晋武帝之命编纂的，而晋承魏统，若过分抬高蜀汉，便是质疑晋朝的合法性。这种两难，让他在书写时处处透着“平衡”的小心。

写诸葛亮，他既赞“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又在评语中加了句“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这句看似客观的评价，后世争议最大，有人说他因父受罚而挟私报复，也有人说他是为了迎合晋朝对“北伐无功”的定论。

写刘禅，他避而不谈“乐不思蜀”的细节，只记“禅遂至洛阳，封安乐县公，食邑万户”，却在《谯周传》中详述其劝降之语，暗含对刘禅“失德”的批评。这种“春秋笔法”，让《三国志·蜀书》成了一部充满张力的文本：字里行间是对蜀汉的惋惜，叙事框架却不得不臣服于“魏为正统”的现实。

最耐人寻味的是《姜维传》。陈寿写姜维“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黩旅，明断不周”，仿佛将蜀亡的责任归于他；却又在文末补录姜维与刘禅的密信：“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这短短数语，暴露了他内心的挣扎——既想遵循官方立场，又忍不住为这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英雄留下一丝辩解。

正史的书写，从来不是纯粹的记录，而是权力与良知的博弈。陈寿的“曲笔”，恰是这种博弈的产物。他没能给蜀亡一个“标准答案”，却留下了大量矛盾的细节，让后世得以在字缝中窥见真相的碎片。

二、野史的补缀：民间记忆里的“蜀亡叙事”

成都的茶馆里，说书先生正拍着醒木讲“邓艾偷渡阴平”。“那摩天岭上，邓艾裹着毡子往下滚，身后将士一个个跟着跳，摔死的不计其数！”台下茶客齐声惊呼，有人追问：“诸葛瞻将军就没拦住？”先生叹口气：“唉，卫将军是条汉子，可惜啊，太年轻，中了邓艾的计……”

这些流传在蜀地的民间故事，构成了野史的重要部分。与正史的严谨不同，野史更像百姓用情感编织的记忆——他们不在乎“正统”与否，只愿在故事里寄托自己的爱憎。

《蜀记》里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刘禅降魏后，成都百姓“巷哭三日，或有斩木为兵者，皆被魏军镇压”。这个在正史中找不到的情节，透着民间对“亡国”的痛惜。还有《襄阳记》中“关羽显灵”的传说：绵竹之战前夜，有蜀兵见关羽骑马立于山巅，大呼“还我河山”，次日便传来诸葛瞻战死的消息。这种将历史与神异结合的叙事，实则是百姓对“忠义未绝”的精神寄托。

野史对人物的评价也更情绪化。谯周在正史中是“保民安境”的劝降者，在民间故事里却成了“卖主求荣”的奸臣，蜀地甚至有“宁饮建业水，不食成都粟；宁还建业死，不止成都生”的民谣，暗讽他的“背叛”。而姜维的复国之举，在正史中被斥为“祸乱”，在野史里却成了“孤胆英雄”的传奇，《汉晋春秋》里“姜维死后，蜀人莫不悲之”的记载，显然更贴近民间情感。

这些野史的叙事，虽多有夸张虚构，却保留了历史的“温度”。百姓用自己的方式，给蜀亡故事添上了正史缺失的情感色彩——他们记住了诸葛瞻的战死，忘了他的战略失误；同情姜维的失败，原谅了他的穷兵黩武；痛恨谯周的劝降，忽视了他“保民”的初衷。这种“选择性记忆”，本质上是普通人对“正义”的朴素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