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9章 尘埃落定历史书写中的偏见与蜀亡真相的多重面相（2/2）

三、文人的重构：从“正统论”到“道德评判”

东晋的建康城里，习凿齿写完《汉晋春秋》的最后一卷，将书稿重重放在案上。这部书里，他大胆颠覆了陈寿的叙事，将蜀汉列为正统，曹魏定为“篡逆”，甚至称诸葛亮北伐是“顺天应人”。门人不解：“先生为何如此看重‘正统’？”习凿齿望着窗外的秦淮河：“若无正统，何以辨忠奸？”

文人对蜀亡故事的重构，往往始于对“正统”的争论。西晋灭亡后，司马氏偏安江南，处境与蜀汉相似，习凿齿的“尊蜀贬魏”，实则是为东晋的“正统性”辩护。这种将历史现实化的解读，让蜀亡故事成了文人表达政治立场的工具。

到了南宋，朱熹等理学家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解读。他们将蜀汉的灭亡与“道德沦丧”挂钩：诸葛亮是“鞠躬尽瘁”的道德楷模，刘禅是“昏庸失德”的反面教材，姜维的失败是“天道昭彰”，谯周的劝降是“失节败义”。这种“道德评判”的叙事，让蜀亡故事成了理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案例。

明清小说则将这种重构推向极致。《三国演义》里，罗贯中用“尊刘贬曹”的笔法，将蜀亡写成一场“忠义悲歌”：诸葛亮禳星续命的无奈，姜维“一计害三贤”的惨烈，刘禅“乐不思蜀”的昏聩，都被放大成戏剧化的情节。读者在感动之余，往往忘了历史的复杂——比如诸葛亮北伐的真实代价，比如刘禅投降的客观影响。

文人的重构，让蜀亡故事越来越“符号化”：诸葛亮代表“忠”，姜维代表“勇”，刘禅代表“昏”，谯周代表“奸”。这些符号便于传播，却也简化了历史的真相。就像一幅工笔画，细节被反复渲染，整体的轮廓反而模糊了。

四、真相的多面：在不同叙事中寻找历史的本质

白鹿洞书院的对话过去多年后，当年那个提问的书生已成为着名学者。他在给弟子讲授蜀亡历史时，特意将《三国志》《汉晋春秋》《三国演义》的记载并列展示：“你们看，同一件事，三家说的都不一样。陈寿说蜀亡因‘终因国小力弱’，习凿齿说因‘天命转移’，罗贯中说因‘后主昏庸’。哪一个是真相？”

弟子们面面相觑，他却笑道：“都是，也都不是。陈寿看到了国力差距，习凿齿看到了正统之争，罗贯中看到了人性善恶。历史的真相，本就是多面的，就像一座山，从东边看是险峰，从西边看是平原，从南边看是深谷，从北边看是缓坡，你不能说哪一面不是山。”

蜀亡的本质，或许就藏在这些不同的叙事里：它既是国力失衡的必然（陈寿的视角），也是制度缺陷的结果（正史的细节），还是民心离散的体现（野史的记忆），更是理想与现实碰撞的悲剧（文人的感慨）。我们不能仅用“后主昏庸”或“姜维好战”来解释，也不能简单归为“天命”或“正统”，而应看到多种因素交织的复杂图景。

夕阳西下，书院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学者望着远处的庐山，轻声道：“读史的妙处，不在找到唯一的真相，而在明白每个时代的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理解过去。蜀亡的故事之所以能流传千年，正因为它像一面镜子，让每个人都能照见自己想看到的东西——无论是教训、遗憾，还是希望。”

风吹过书院的窗棂，带着墨香与书香。那些关于蜀亡的争论，还在历史的长河里继续着，而这或许正是历史的生命力所在——它从不给出标准答案，却永远在等待人们用更成熟、更包容的心态，去接近它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