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6章 大势所趋：国力失衡下的人心向背与时代选择（2/2）

更深刻的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信念分化。诸葛亮时期，“兴复汉室”是朝野上下的共识，即便是李严等反对派，也只是对北伐策略有异议，而非否定这一目标。可到了刘禅后期，朝堂上的主流思想已变成“偏安自保”。诸葛瞻、董厥等人主张“休养生息”，实则是放弃了北伐；黄皓专权，只关心如何巩固自身利益；益州本土士族更是早就与蜀汉离心离德。这种信念的崩塌，比国力的差距更具毁灭性——当一个政权失去了为之奋斗的理想，它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

三、时代的潮流：从“分裂割据”到“统一趋势”的历史必然

东汉末年的战乱，本质上是中央集权崩溃后的军阀割据，而经过数十年的兼并战争，“统一”逐渐成为时代的主流。曹魏通过消灭袁绍、袁术、吕布等割据势力，统一了北方，为全国统一奠定了基础；即便是蜀汉和东吴，也在各自的疆域内推行中央集权，客观上为大一统做着准备。

从经济角度看，统一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原地区的铁器、丝绸技术，蜀地的井盐、蜀锦，吴地的造船、水稻种植，都需要通过统一的市场流通；黄河、长江流域的水利工程，也需要跨区域的协调治理。曹魏推行的“九品中正制”虽有弊端，却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士族力量，为中央集权提供了制度支撑；而蜀汉的“荆州集团专政”和东吴的“江东士族割据”，都与这种统一趋势相悖。

从文化角度看，“华夷之辨”的观念让士大夫普遍认同“大一统”。尽管三国鼎立，但士大夫阶层始终认为“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曹魏的“代汉”和西晋的“代魏”，都通过“禅让”的形式强调合法性，正是这种观念的体现。蜀汉虽以“汉室”自居，却因偏居一隅被视为“割据势力”，连益州本土士族谯周都在《仇国论》中暗讽蜀汉“因余之国小，而肇建之国大，凭险阻，恃其险，欲延岁月之命”，可见其“割据”性质已被广泛认同。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蜀汉的灭亡虽有其自身的缺陷，却客观上加速了统一的进程。邓艾、钟会灭蜀后，西晋以益州为基地，顺江而下消灭东吴，最终在太康元年完成统一。当洛阳的百姓看到来自蜀地的锦缎、吴地的明珠在市场上流通时，那些曾经的“汉”“魏”“吴”之争，早已成了过眼云烟。

太学讲堂里，王沈的讲解仍在继续：“昔春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并起，然终有秦一统天下。三国之事，亦若是也。蜀之亡，非亡于邓艾之锐，亦非亡于刘禅之昏，盖因天下久分必合，此乃天道也。”

弟子们似懂非懂，有人指着窗外的阳光问道：“那诸葛武侯的‘鞠躬尽瘁’，岂不是白费了？”

王沈笑了笑，拿起一本《诸葛亮集》：“不然。武侯之忠，在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份坚守，恰是人性中最珍贵的光芒。历史的潮流不可逆转，但那些在潮流中闪耀的名字，永远不会被遗忘。”

阳光穿过窗棂，照在泛黄的竹简上，“兴复汉室”四个字虽已模糊，却仿佛仍在诉说着那个时代的理想与挣扎。而蜀汉的灭亡，终究成了这股统一潮流中，一朵必然逝去的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