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6章 大势所趋：国力失衡下的人心向背与时代选择（1/2）

西晋泰始年间，洛阳城内的太学讲堂里，博士王沈正在为弟子们讲授《魏书》。当讲到“邓艾偷渡阴平，刘禅出降”时，有弟子举手发问：“蜀有诸葛武侯之智，姜伯约之勇，何以速亡？”王沈放下手中的竹简，望向窗外——那里，曹魏旧臣与新晋的晋臣正并肩走过，笑语晏晏。他沉吟片刻，缓缓道：“亡国非一人之过，亦非一时之失，盖因大势已去，人力难回。”

一、国力的鸿沟：从户口钱粮到人才储备的全面失衡

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后，天下三分的格局初现，但魏、蜀、吴三国的国力差距，从一开始就判若云泥。据《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引记载，曹魏灭亡蜀汉时，辖有十二州、八十七郡，户口约六十六万，人口四百四十三万，兵力近五十万；蜀汉仅有益州一州、二十二郡，户口二十八万，人口九十四万，兵力十万出头；即便是东吴，也有三州、三十三郡，户口五十二万，人口二百三十万，兵力二十三万。

这种差距在经济上的体现尤为刺眼。曹魏占据的中原地区，虽经汉末战乱破坏，却凭借黄河流域的农耕基础和曹操推行的“屯田制”迅速恢复。仅冀州一州，便“户口百万，谷帛如山”，关中地区经夏侯渊、张合等人治理，“军粮丰足，百姓乐业”。而蜀汉的益州，虽号称“天府之国”，但版图多为山地丘陵，可耕地面积不足中原的三分之一，且南中地区的蛮夷时常叛乱，难以形成稳定的财源。

诸葛亮北伐时，为筹集军粮，不得不“调发南中”，甚至“铸直百钱，平诸物价”——通过发行大面额货币掠夺民间财富，短期内虽解了燃眉之急，却导致蜀汉后期“通货膨胀，民不聊生”。据出土的蜀汉竹简显示，蜀地百姓的赋税负担是曹魏的三倍以上，许多农户“岁收不足供官，家有饥寒之虞”。这种经济上的透支，让蜀汉在长期对峙中越来越力不从心。

人才储备的差距更为致命。曹魏推行“唯才是举”，吸引了中原地区的大量士族精英，如荀彧、郭嘉、司马懿等，形成了“谋士如云，猛将如雨”的格局；即便是后期，也有邓艾、钟会、陈泰等新生代将领涌现。而蜀汉的人才，多依赖早期随刘备入蜀的荆州集团，本土人才长期被压制。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感叹“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合、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这番话不仅是痛惜，更是对人才凋零的无奈。

到了姜维时代，蜀汉能独当一面的将领只剩廖化、张翼等老将，年轻一代中，诸葛瞻虽为名门之后却缺乏历练，关兴、张苞等“将门虎子”也早逝。反观曹魏，邓艾出身寒门却凭战功升至安西将军，钟会年少成名便执掌大军，这种人才梯队的断层，让蜀汉在关键战役中屡屡陷入“无人可用”的窘境。绵竹之战中，诸葛瞻面对邓艾时的决策失误，某种程度上正是人才匮乏的缩影。

二、人心的离散：从“兴复汉室”到“偏安自保”的信念崩塌

建安二十六年，刘备在成都称帝时，“士民云集，皆呼万岁”，那是因为“兴复汉室”的旗帜，凝聚了天下对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不满的力量。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强调“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更是将这种信念推向了顶峰。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汉室”的号召力逐渐褪色，人心也在现实的消磨中悄然改变。

首先是“正统”观念的动摇。曹魏自曹丕代汉后，通过“禅让”的形式确立了合法性，到曹奂时已传五帝，四十余年的统治让中原百姓逐渐接受了“魏为正统”的事实。而蜀汉虽仍以“汉”为国号，却偏居益州，与“汉室旧都”长安、洛阳隔绝，所谓“正统”越来越像自说自话。当姜维北伐时，关中百姓不仅没有“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反而“避之唯恐不及”，因为对他们而言，蜀汉的军队与曹魏的军队，都是带来战乱的根源。

其次是“民心思安”的普遍诉求。从建安元年到景耀六年，半个多世纪的战乱让百姓疲惫不堪。曹魏通过稳定的统治、较轻的赋税，让中原地区“渐有太平之象”；而蜀汉的持续北伐，让益州百姓“苦兵久矣”。据《华阳国志》记载，蜀地流传着“支党连群，私门成党，民有菜色，朝无纲纪”的民谣，反映出民间对蜀汉政权的失望。当邓艾兵临成都时，谯周能以“保境安民”为由说动刘禅投降，正是抓住了百姓“厌战思安”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