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4章 盟好之殇孙刘联盟的破裂与蜀汉外交战略的彻底失败（1/2）

蜀汉炎兴元年（公元263年）深秋，当邓艾的军队在绵竹击溃诸葛瞻时，后主刘禅曾派侍中张绍携带国书向东吴求援，信中言辞恳切：“今魏兵压境，成都危在旦夕，望陛下念同盟旧好，速发援兵，共退强寇。”然而，东吴的援军直到蜀汉灭亡仍未抵达——并非吴军行动迟缓，而是孙吴朝堂上早已达成共识：“蜀亡已成定局，出兵救之，徒耗国力。”这份迟来的冷漠，背后是四十余年孙刘联盟从“唇齿相依”到“貌合神离”的漫长崩塌史。当蜀汉失去最后一个盟友的支撑，其灭亡便只剩下时间问题，而这一切的根源，在于蜀汉始终未能构建稳定的外交战略，在“联吴抗魏”的旗帜下，不断犯下致命的外交失误。

一、荆州之失：联盟裂痕的最初印记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的荆州之争，不仅让蜀汉失去了半壁江山，更在孙刘联盟的基石上凿开了第一道裂痕。自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赤壁之战后，孙刘两家以“借荆州”为纽带形成同盟：孙权承认刘备对荆州南部四郡的统治，刘备则承诺“取益州后归还”。这种基于利益交换的联盟虽不稳固，却在“共抗曹操”的大前提下维持了十一年。然而，当刘备夺得益州（公元214年）后，拒不归还荆州，双方矛盾逐渐激化。

关羽的“刚而自矜”成为点燃冲突的导火索。作为荆州守将，关羽不仅拒绝孙权的联姻提议（“虎女安肯嫁犬子”），更在北伐襄樊时“擅取湘关米”（东吴囤积在湘水关卡的粮草），这种对盟友的轻视彻底激怒了孙权。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孙权派吕蒙偷袭荆州，关羽兵败被杀，荆州六郡尽归东吴。消息传到成都，刘备“怒不可遏”，执意东征伐吴（公元221年），夷陵之战的惨败让蜀汉国力大损，也让孙刘联盟彻底破裂。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荆州之失让联盟失去了“战略互信”的基础。东吴认为蜀汉“背信弃义”，蜀汉则视东吴为“背后捅刀的盟友”，这种猜忌在双方心中埋下种子。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刘备去世后，诸葛亮虽派邓芝出使东吴，重建同盟（公元229年孙权称帝时，蜀汉遣使祝贺，双方约定“灭魏之后，豫、青、徐、幽属吴，兖、冀、并、凉属蜀”），但这种联盟已不复当年的紧密——东吴始终担心蜀汉会报复荆州之仇，蜀汉也提防东吴再次“反水”，双方在军事配合上始终各自为战，从未真正形成合力。

荆州之争暴露了蜀汉外交战略的致命缺陷：将“道义”置于“利益”之上。刘备集团始终以“汉室正统”自居，认为东吴“理应”配合自己的北伐大业，却忽视了东吴的核心利益——荆州位于长江上游，对东吴的安全至关重要，孙权不可能容忍蜀汉长期占据这一战略要地。当蜀汉拒绝以合理方式解决荆州归属问题（如割让部分郡县换取同盟稳定），联盟的破裂便只是时间问题。这种“以我为中心”的外交思维，在此后的数十年里不断重复，最终让蜀汉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二、战略脱节：吴蜀协同抗魏的彻底失效

诸葛亮执政时期，虽极力修复孙刘联盟，却始终未能实现“吴蜀协同抗魏”的战略目标。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曾遣使告知孙权“愿陛下同时出兵，共击曹魏”，孙权虽派陆逊率军进攻襄阳，却在“攻城不利”后迅速撤军，导致诸葛亮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这种“各打各的”的局面，贯穿了整个诸葛亮北伐时期，其根源在于吴蜀双方的战略目标存在根本分歧。

蜀汉的战略核心是“北伐中原，兴复汉室”，其主战场始终在关中、陇西；而东吴的战略重心是“保住江东，争夺淮南”，主战场集中在合肥、襄阳。这种地理上的距离，使得双方很难形成有效配合。建兴九年（公元231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围祁山、败司马懿，遣使请东吴“出兵合肥，牵制魏军”，但孙权此时正忙于进攻淮南，仅派少量军队象征性骚扰，未能起到牵制作用。同年，东吴在石亭之战中大败曹休，诸葛亮却因“粮尽退军”未能趁机北伐，双方错失了唯一一次可能重创曹魏的机会。

更关键的是，吴蜀双方在“信任机制”上存在严重缺失。诸葛亮时期，蜀汉每次北伐前虽会通报东吴，但从不透露具体作战计划；东吴也对蜀汉保持警惕，陆逊曾在给孙权的信中直言“蜀人狡诈，不可全信”。这种互不信任导致双方在军事行动上缺乏协调：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与孙权约定“东西并进”，孙权亲率十万大军攻合肥，却在得知诸葛亮病逝五丈原后“立即撤军”，完全不顾蜀汉的安危。而蜀汉在费祎执政时期（公元246—253年），甚至拒绝东吴提出的“联合伐魏”提议，理由是“国力虚弱，宜休养生息”，这种短视的决策进一步削弱了联盟的价值。

对比曹魏的“联吴制蜀”（或“联蜀制吴”）策略，更能凸显吴蜀联盟的低效。曹魏始终对吴蜀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曹丕称帝后，曾遣使劝孙权“绝蜀联魏”，封其为吴王；曹叡时期，司马懿曾向诸葛亮“示好”，暗示“若蜀攻吴，魏愿中立”。虽然吴蜀未上钩，但曹魏的策略成功加剧了双方的猜忌。而吴蜀联盟却从未形成类似的“统一战线”策略，既未联合公孙渊（辽东）牵制曹魏，也未拉拢羌胡部落扰乱曹魏西北，始终局限于“两国互保”的低层次合作，无法对曹魏构成实质性威胁。

当一个联盟失去共同的战略目标与信任基础，其存在便只剩下“名义上的价值”。到姜维北伐时期（公元253—263年），吴蜀联盟已名存实亡：姜维十余次北伐，东吴一次未配合；而东吴诸葛恪攻合肥（公元253年）、孙峻攻寿春（公元255年），蜀汉也未出兵策应。这种“各自为战”的局面，让曹魏可以从容应对，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当公元263年曹魏大举伐蜀时，东吴因“未做好准备”而迟迟不发兵，正是联盟彻底失效的最终证明。

三、外交失语：蜀汉对国际舆论的彻底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