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3章 才路之殇：蜀汉后期人才凋零与制度性困局（1/2）

蜀汉景耀五年（公元262年）冬，姜维在沓中收到成都传来的急信，信中是后主刘禅对其北伐的斥责：“连年征战，空耗国力，卿宜还军休养，勿再轻举。”送信的小吏私下透露，这份诏书实是黄皓与尚书令樊建合谋草拟，朝中大臣多附和，唯有老臣樊建象征性地提了句“姜维将军辛苦”。望着帐外飘落的雪花，姜维忽然想起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去世时的场景——那时的朝堂上，蒋琬、费祎、董允、魏延、杨仪虽各有棱角，却皆能独当一面；而如今，身边可倚仗的将领只剩廖化、张翼等老将，中枢更是被黄皓之流把持。这种人才梯队的断崖式坠落，并非偶然的人事代谢，而是蜀汉人才选拔制度积弊的总爆发，当最顶尖的智慧与勇气无法进入权力核心，灭亡的阴影便早已笼罩在天府之国的上空。

一、“荆州本位”与人才选拔的路径锁死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称汉中王时，其核心决策层的籍贯构成已埋下隐患。当时的“汉中王府”官员中，诸葛亮（琅琊）、关羽（河东）、张飞（涿郡）、赵云（常山）等元勋均非益州人士，益州本土仅法正（扶风，客居益州）、张裔（蜀郡）两人进入核心圈。这种“外来者主导”的格局，在刘备“兴复汉室”的旗帜下尚显合理——毕竟政权的终极目标是返回中原，核心层多为北方或荆州人士，便于未来统治的衔接。但随着荆州失守（公元219年）、刘备去世（公元223年），蜀汉被迫以益州为唯一根据地，“荆州本位”的人才政策却未及时调整，最终形成“非荆州系不得重用”的路径依赖。

诸葛亮执政时期，这种路径依赖进一步强化。建兴年间（公元223—237年），蜀汉的三公九卿及重要军职中，荆州籍人士占比高达七成：蒋琬（零陵）、费祎（江夏）、董允（南郡）分掌政务，魏延（义阳）、向宠（襄阳）掌控兵权，即便是提拔的新秀，如马谡（襄阳）、邓芝（义阳），也多与荆州渊源深厚。诸葛亮并非刻意排斥益州人才，其《出师表》中推荐的郭攸之（南阳，属荆州）、费祎、董允，虽称“此皆良实，志虑忠纯”，却无一人是益州本土士族。深层原因在于，诸葛亮将“忠诚于汉室”作为首要选拔标准，而在他看来，荆州集团因与刘备“共起于微末”，天然更具“兴复汉室”的信念，益州士族则被视为“安于现状”的代表。这种基于地域的信任差异，导致益州人才长期被挡在核心决策圈之外。

延熙年间（公元238—257年），“荆州本位”的弊端开始显现。随着第一代荆州籍人才陆续离世，蜀汉出现“人才断层”：蒋琬、费祎去世后，能主持政务的只剩董厥（义阳）、樊建（义阳）等二线人物；军事上，魏延被杀、赵云老去，只能依赖姜维（天水，非荆州系）这一“降将”。此时本应拓宽人才选拔范围，吸纳益州本土精英，但执政者仍固守旧例。费祎任大将军时，益州人杨洪之子杨戏因“直言不讳”被贬为庶民；姜维掌权后，试图提拔益州将领句扶（巴西），却遭黄皓阻挠，最终句扶仅任“荡寇将军”，未能进入中枢。这种对益州人才的持续压制，使得蜀汉在后期陷入“无人可用”的窘境——当邓艾偷渡阴平时，守卫江油的马邈（益州人）因“久不升迁，心怀怨怼”而直接投降，这正是人才政策失败的直接体现。

更致命的是，“荆州本位”导致人才培养的“近亲繁殖”。荆州集团为巩固权力，多在内部通婚联姻：诸葛亮之女嫁与蒋琬之子，费祎之妹嫁与董允之弟，形成封闭的利益集团。这种圈子化的人才培养模式，使得蜀汉后期的官员普遍缺乏开拓精神与实战能力。如诸葛瞻（诸葛亮之子）虽袭爵武乡侯，却“自幼长于深宅，未历战阵”，最终在绵竹之战中因指挥失误兵败身死；樊建、董厥等重臣，“居高位而无远谋”，面对曹魏伐蜀竟提不出任何有效对策。当一个政权的人才选拔被地域与血缘捆绑，其衰落便只是时间问题。

二、“以吏为师”与创新活力的窒息

诸葛亮推行的“以吏为师”治国理念，在短期内提升了行政效率，却长期窒息了蜀汉的人才创新活力。建兴元年（公元223年），诸葛亮颁布《为后帝伐魏诏》，强调“科教严明，赏罚必信”，将“循吏”（遵守法度的官吏）作为人才培养的范本。他亲自撰写《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等训令，要求官员“恪尽职守，勿越雷池”，这种将“服从”置于“创新”之上的导向，使得蜀汉的人才评价体系严重僵化——衡量一个官员的标准，首先是“是否听话”，而非“是否有能力”。

这种僵化在军事人才培养上尤为明显。诸葛亮北伐时，偏爱“谨慎持重”的将领，如王平（巴西）因“遵承法度，言不戏谑”而受重用；而对“性矜高，善出奇计”的魏延，则始终加以压制。魏延曾提出“子午谷奇谋”，建议率五千精兵直取长安，却被诸葛亮以“风险过大”否决。这种对“风险”的过度规避，使得蜀汉军队长期缺乏战术创新，始终沿用“稳扎稳打”的传统战法。到姜维北伐时，曹魏早已摸透蜀汉的战术套路，邓艾曾评价“姜维用兵，不过诸葛旧法，可一鼓破之”，最终在沓中之战中大败姜维。当军事人才的创新尝试被视为“异端”，军队的战斗力便会持续下滑。

文官体系中，“以吏为师”则表现为对“文牍主义”的推崇。蜀汉的官员选拔，注重“明习法令”“善写公文”，如董允因“能草拟诏诰，字句无差”而任黄门侍郎，费祎因“处理文书，一日千言”而受重用。这种对“文字功夫”的过度强调，导致官员普遍缺乏实际治理能力。据《三国志·蜀书·杨洪传》记载，蜀汉后期的郡守中，有近半数“出身书吏，不知农事”，在任期间“唯知催缴赋税，不问民生疾苦”。当一个政权的文官群体只会“纸上谈兵”，其治理效能便会大打折扣。

更严重的是，“以吏为师”压制了思想多元。诸葛亮虽设太学，却将教学内容严格限定在“儒法合流”的框架内，严禁传播“异端学说”。益州学者谯周曾着《古史考》，对《史记》中的部分记载提出质疑，竟被斥责为“离经叛道”，太学中甚至禁止讲授其着作。这种思想管控使得蜀汉的知识分子普遍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多沦为“政策的传声筒”。当邓艾兵临成都时，朝中大臣除了谯周（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外，竟无人能提出有建设性的对策，只能在“投降”与“逃亡”之间摇摆，这正是思想僵化的必然结果。

对比曹魏的人才政策，更能凸显蜀汉的局限。曹操颁布“求贤令”，明确提出“唯才是举，不拘品行”，吸纳了郭嘉（“不治行检”）、程昱（“性刚戾”）等有争议却有能力的人才；曹丕推行“九品中正制”，虽有弊端，却打破了地域限制，吸纳了各地士族精英。这种开放的人才观，使得曹魏人才辈出，后期有司马懿、邓艾、钟会等顶尖人才，而蜀汉则在“以吏为师”的束缚下，逐渐走向人才枯竭。

三、宦官专权与人才上升通道的堵塞

景耀年间（公元258—263年）黄皓的专权，并非简单的“奸臣乱政”，而是蜀汉人才上升通道长期堵塞后的总爆发。自延熙九年（公元246年）费祎去世后，后主刘禅逐渐摆脱制衡，开始重用宦官处理政务。黄皓凭借“善承主意”的能力，逐渐掌控了官员任免权，形成“不附己者，辄贬黜之；附己者，虽无才亦升迁”的恶劣风气，彻底摧毁了蜀汉的人才选拔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