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4章 盟好之殇孙刘联盟的破裂与蜀汉外交战略的彻底失败（2/2）

蜀汉后期在外交上的“失语”，使其逐渐失去了国际社会的认同，这也是其灭亡的重要推手。自刘备称帝（公元221年）以来，蜀汉始终以“汉室正统”自居，视曹魏为“篡汉逆贼”，东吴为“同盟友邦”，这种非黑即白的外交叙事，在三国初期尚有一定影响力，但随着时间推移，已越来越难以服众。

首先是对“正统性”的宣传失效。刘备称帝时，虽以“献帝被害”（实为传言）为借口，宣称“继承汉统”，但曹魏很快公布汉献帝“禅位诏书”，证明其政权的“合法性”；孙权称帝（公元229年）后，也以“天命所归”为由，构建自己的正统叙事。到蜀汉后期，“兴复汉室”的口号已失去吸引力：中原士族多认同曹魏的统治（毕竟曹魏占据中原，延续了汉制），江东士族则拥护孙权，而益州本土士族对“汉室”本就缺乏归属感。当谯周在《仇国论》中质疑“蜀汉是否真的代表汉室”时，蜀汉竟无法提出有力的反驳，可见其正统性宣传已彻底破产。

其次是对东吴的外交姿态失当。姜维执政时期，为争取东吴支持北伐，采取了“卑辞厚礼”的策略，甚至在孙权去世后（公元252年），派使者携带“玉璧百双、锦缎千匹”前往吊唁，这种过度讨好反而让东吴轻视。更失策的是，蜀汉在外交文书中仍坚持“汉室正统”的口吻，称孙权为“吴王”（而非“吴帝”），引起东吴不满。孙休（孙权第六子）即位后，曾遣使要求蜀汉“改称吴帝为陛下”，却被姜维以“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拒绝，双方因此产生嫌隙。这种在“名分”上的固执，让蜀汉失去了与东吴深化合作的可能。

最致命的是，蜀汉未能争取到第三方势力的支持。三国时期，除魏、蜀、吴外，还存在辽东公孙氏、南中夷族、西域诸国等第三方势力，这些力量虽弱小，却能在关键时刻发挥牵制作用。诸葛亮时期，曾派张裔出使西域，试图联合西域诸国夹击曹魏，却因“道路阻隔”未能成功；姜维北伐时，曾联络羌胡部落，“使为前驱”，但因蜀汉无法提供足够的物资支持，羌胡部落“助战不力，常劫掠蜀军粮道”。而曹魏却成功拉拢了辽东公孙渊（公元237年公孙渊称臣于魏）、南中部分夷族（如建宁大姓爨氏），形成对蜀汉的包围。当蜀汉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其灭亡便只是时间问题。

对比曹魏的外交手腕，蜀汉的“失语”更为明显。曹魏通过“九品中正制”吸纳中原士族，通过“册封蛮夷”稳定边疆，通过“礼贤下士”吸引吴蜀人才（如王肃、华歆等原为蜀汉或东吴人士），构建了稳固的国际认同。而蜀汉则困守“汉室正统”的单一叙事，既无法吸引外部人才，也无法争取第三方支持，最终在国际舆论场上沦为“自说自话”的孤家寡人。

四、最后的求援：联盟葬礼上的徒劳哀嚎

炎兴元年（公元263年）的求援，是蜀汉对孙刘联盟的最后一次呼唤，却只换来东吴的敷衍与观望。这年八月，钟会、邓艾兵分三路伐蜀，刘禅首先想到的便是向东吴求援，派侍中张绍、光禄大夫谯周出使建业。面对蜀汉的求救，东吴朝堂上出现两种声音：大将军丁奉主张“立即出兵，攻魏救蜀”，认为“蜀亡则吴危，唇亡齿寒”；丞相濮阳兴则主张“观望待变”，认为“蜀势已颓，出兵无益，不如趁魏攻蜀，袭取永安”。最终，孙休采取了折中方案：派丁奉率军攻寿春（牵制魏军），派留平、施绩率军攻永安（名为救蜀，实为观望）。

这种“两面下注”的策略，注定了救援的失败。丁奉的军队在寿春遭到魏军顽强抵抗，进展缓慢；留平、施绩的军队则在永安城外徘徊，“不急于进兵”。当邓艾兵临成都的消息传到吴军大营，施绩立即下令“撤军回国”，理由是“蜀已降，再进兵无益”。而此时，张绍仍在建业苦苦哀求，却被东吴以“蜀魏已议和，不便插手”为由打发回国。这场迟来的救援，最终沦为一场闹剧，彻底暴露了孙刘联盟的虚伪性。

东吴的冷漠，本质上是对蜀汉“价值”的否定。在东吴看来，蜀汉长期以来“只知索取，不愿付出”：诸葛亮、姜维北伐时，多次要求东吴配合，却从未在东吴遇袭时（如公元252年东兴之战）出兵相助；蜀汉占据南中，却从未与东吴分享“南中物产”（如盐、铁、战马）；甚至在外交礼仪上，蜀汉始终以“正统”自居，轻视东吴。当蜀汉失去利用价值，东吴自然不愿为其“陪葬”。正如濮阳兴在朝堂上所言：“蜀若存，可为我藩篱；蜀若亡，我当另谋生存，何必为一将亡之国耗费国力？”

蜀汉灭亡后，孙吴的命运也印证了“唇亡齿寒”的道理。公元280年，西晋灭吴，孙皓（孙权之孙）投降，与刘禅一样成为“安乐公”。但东吴在蜀汉灭亡后的十七年里，至少争取到了喘息之机，而蜀汉却因外交失败，连这最后的喘息都未能获得。这或许是孙刘联盟破裂最讽刺的注脚：当你拒绝与盟友真正同心同德，最终也会失去盟友的最后一丝怜悯。

回望孙刘联盟的四十年历程，从赤壁之战的“风雨同舟”，到荆州之争的“反目成仇”，再到诸葛亮时期的“貌合神离”，最后到蜀汉灭亡时的“冷眼旁观”，这个曾经改变天下格局的同盟，终究没能逃脱“利益至上”的铁律。蜀汉的悲剧在于，它始终未能明白：联盟的本质是“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而非单方面的“依附与索取”。当它在荆州问题上固执己见，在协同抗魏时各怀心思，在外交宣传上自我封闭，便已经为自己的灭亡写下了注脚。

成都城破之日，张绍带回的东吴“婉拒”国书，被扔在宫城的废墟中，上面“愿陛下自求多福”的字句，在火光中化为灰烬。这不仅是一份外交文书的终结，更是一个外交战略彻底失败的墓志铭——当一个政权失去所有盟友的信任与支持，其覆灭便只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