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2章 暗流涌动：士庶离心与蜀汉统治根基的瓦解（1/2）

蜀汉炎兴元年（公元263年）深秋，成都城内的桂花落了满地，却掩不住空气中弥漫的焦灼。光禄大夫谯周的府邸外，连日来车水马龙，益州本地的士族子弟接踵而至，他们低声议论的并非前线战事，而是《仇国论》中那句“处小弱而无法术，虽竭精神，欲以保宗祀，不可得也”。与此同时，南中七郡的大姓豪强正聚在滇池边，看着蜀汉官员送来的征兵文书冷笑——自诸葛亮南征时立下的“纲纪”，早已在数十年的苛政中变得形同虚设。这两条看似无关的线索，实则指向同一个真相：当统治阶层与被统治群体之间的信任彻底断裂，当外来政权始终未能与本土社会真正融合，蜀汉的灭亡便不再是军事失利的偶然，而是士庶离心的必然。

一、外来集团与本土士族的长期博弈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入成都时，益州的政治生态便陷入了微妙的平衡。彼时城中存在三大势力：以刘备、诸葛亮为核心的“荆州集团”，他们带来了“兴复汉室”的政治纲领与军事力量；以李严、吴懿为代表的“东州集团”，多是刘焉、刘璋父子入蜀时带来的关中、南阳流民豪强，早已在益州扎根；而以谯周、张裔为代表的“益州本土士族”，则是土生土长的地方势力，掌控着土地与人口资源。刘备初定蜀地时，曾试图以“荆州集团主导，东州集团辅佐，吸纳部分益州士族”的模式构建统治，任命益州人张裔为巴郡太守，又娶东州集团吴懿之妹为妻，一时呈现“荆、东、益”三派共存的局面。

但这种平衡从一开始就暗藏危机。荆州集团始终将益州视为“兴复汉室”的根据地，而非最终归宿，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直言“北定中原，还于旧都”，可见其政治重心始终在中原。这种“客居心态”导致荆州集团对益州士族始终保持警惕，甚至刻意压制。建兴元年（公元223年）诸葛亮开府治事，任命的掾属多为荆州人，如蒋琬、费祎、董允等，而益州士族中仅张裔、杨洪等少数人进入中枢，且多担任长史、参军等辅助性职务。更关键的是，蜀汉的核心军权始终牢牢掌握在荆州集团手中：诸葛亮去世后，蒋琬、费祎相继以大将军身份统兵，即便是后期掌权的姜维，虽非荆州人，却因“心存汉室”的立场被视为荆州集团的延伸，而益州士族几乎无缘军权，这种“外军内政”的格局，让益州士族始终感觉自己是“局外人”。

东州集团的摇摆则加剧了矛盾。东州集团本是益州的“外来户”，与荆州集团有天然的亲近感，刘备时期吴懿、李严等人曾身居高位，李严甚至与诸葛亮同为托孤大臣。但随着时间推移，东州集团逐渐“本土化”，其利益与益州士族日趋一致。延熙九年（公元246年）蒋琬去世后，东州集团代表人物马忠、邓芝相继离世，新一代东州子弟开始与益州士族通婚联姻，如东州人张翼之女嫁与益州人谯周之子，两派在土地兼并、赋税兼免等问题上形成共同诉求。当姜维北伐导致“民困兵疲”时，东州集团与益州士族联名上书反对，史载“翼与谯周共谏维，以为不宜黩武”，可见两大本土势力已形成同盟，与荆州集团主导的北伐政策公开对立。

到景耀年间，益州士族的离心已公开化。谯周作为益州士族的精神领袖，不仅写下《仇国论》质疑蜀汉正统性，更在朝堂上多次嘲讽“兴复汉室”的口号。一次后主刘禅设宴，谯周借酒直言“昔高祖起于丰沛，光武兴于南阳，皆因其地，成其业也。今陛下局促益州，欲图中原，譬如缘木求鱼”，虽被黄皓斥责“妄议朝政”，却赢得了在场益州官员的暗中喝彩。这种公开的质疑，标志着外来集团与本土士族的博弈已进入最后阶段——当益州士族不再认同蜀汉的统治合法性，这个政权的根基便已松动。

二、苛政与民怨：底层民众的无声反抗

蜀汉的民众从未真正接纳这个外来政权。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入蜀时，曾因“军用不足”采纳刘巴建议，铸造“直百钱”掠夺民间财富，“数月之间，府库充实”，却导致益州物价飞涨，普通百姓“家有储蓄者，一夜之间资产缩水大半”。这种急功近利的敛财方式，虽解了燃眉之急，却埋下了民众对蜀汉政权的怨恨种子。诸葛亮执政后虽推行“务农殖谷，闭关息民”的政策，试图修复民力，但五次北伐的巨大消耗，很快让益州重新陷入“男子当战，女子当运”的困境。

赋税与徭役的双重压迫，让底层民众不堪重负。蜀汉的赋税制度沿袭东汉，分为“田租”“口算”“盐铁税”三类，但实际征收远超规定。据《三国志·蜀书·后主传》注引《蜀记》，蜀汉后期“亩收三升”，而曹魏仅“亩收一升”，孙吴为“亩收二升”；口算钱方面，蜀汉成年男子每年缴纳“四百钱”，是曹魏的两倍。更沉重的是徭役，除了常规的修城、运粮，北伐期间还需征调民夫修建栈道、运输军粮，“每北伐一次，征调民夫不下五万，死者十之二三”。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从益州调运粮草至五丈原，沿途“民夫渴死者相望于道”，民间甚至流传“诸葛丞相虽贤，不如在家种田”的歌谣，可见民众对战争的厌倦。

土地兼并的加剧，让自耕农大量破产。蜀汉的官僚与豪强利用特权兼并土地，荆州集团的蒋琬在涪县“占田千亩，奴婢百人”，东州集团的马忠在巴西“膏腴之地，尽入其家”，益州士族也不甘落后，谯周在巴西的庄园“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失去土地的农民要么沦为豪强的佃户，承受“见税什五”的剥削，要么逃往南中或曹魏境内。据《晋书·地理志》，曹魏灭蜀时，益州的自耕农户仅存十五万户，较刘备入蜀时减少近五万户，这些消失的农户，大多成为流民或依附豪强，这意味着蜀汉的税源与兵源持续萎缩，形成“越征越穷，越穷越征”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