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3章 法治弛废，纲纪崩摧（1/2）

成都城破后的第三日，邓艾率军进入蜀汉宫城。在堆积如山的档案中，他发现了一卷泛黄的竹简，上面是诸葛亮亲撰的《蜀科》残篇。竹简上的字迹力透纸背，“赏不遗远，罚不阿近”八个字尤其醒目——这曾是蜀汉引以为傲的法治基石，如今却与散落的锦缎、断裂的玉圭一起，成了王朝覆灭的注脚。

司马昭在洛阳读到这卷残篇时，提笔在旁批注：“诸葛丞相立法如操斤斧，后世执斧者却化为钝刀，蜀之亡，非无法，而在法之不行也。”

蜀汉的灭亡，从来不是缺少制度设计，而是法治的弛废与纲纪的崩摧。从诸葛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到后主时期“法令滋彰，而巧伪滋甚”，短短数十年间，这个曾以“法治”安邦的政权，一步步沦为“有法不依、赏罚不明”的混乱之局。当规矩不再约束权力，当公正让位于私怨，亡国的种子便已深埋。

一、《蜀科》的理想与现实的裂痕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平定益州后，诸葛亮与法正、刘巴、李严、伊籍共同制定《蜀科》，为蜀汉的法治奠定了根基。这部法典的核心是“限权”——既约束百姓，更约束权贵。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强调“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便是《蜀科》精神的体现：哪怕是皇室宗亲、功勋旧部，违法必罚。

最典型的案例是马谡之死。建兴六年（公元228年），马谡因失守街亭被处斩，诸葛亮“为之流涕”，却仍坚持“军令如山”；同时，他自贬三级，以“用人失察”承担责任。这种“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执行力度，让《蜀科》在蜀汉初期拥有极高的权威。史载当时“蜀民感亮遗爱，虽严刑峻法，不敢怨怼”，正是因为法治的公正赢得了民心。

但《蜀科》的生命力，依赖于执法者的坚守。诸葛亮去世后，蒋琬、费祎尚能恪守“依法治蜀”的原则：蒋琬任大司马时，其弟蒋斌因“私放死囚”被弹劾，蒋琬主动将其贬为庶民；费祎执政时，宦官黄皓试图干预司法，被费祎当庭斥责“越权干政，当付有司论罪”，黄皓因此收敛多年。

裂痕的出现，始于陈祗任侍中。陈祗为迎合后主，开始“曲法徇私”：后主想为宠妃胡氏之父封侯，按《蜀科》“非功不封”的规定应驳回，陈祗却以“陛下恩宠”为由破例；黄皓的亲信违法盗卖官粮，本应处斩，陈祗却改为“杖责五十，官复原职”。这些操作看似小事，却像第一缕裂缝，让《蜀科》的权威开始松动。

到了姜维与黄皓争权时期，法治彻底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姜维为排除异己，罗织罪名构陷反对北伐的官员，如将尚书令陈祗的堂弟陈裕贬为庶民，理由竟是“非议军事”；黄皓则利用司法报复政敌，曾诬陷巴郡太守罗宪“通敌”，若非刘禅昏聩中尚存一丝清醒，罗宪几乎被处死。《蜀科》中的“疑罪从无”“证据为王”等原则，早已被抛诸脑后。

二、赏罚颠倒：激励机制的全面崩塌

法治的核心是“赏罚分明”——让守法者得偿，让违法者受惩。但蜀汉晚期的赏罚体系，却陷入了“颠倒错乱”的境地：有功者不赏，有过者不罚，甚至“有功者受罚，有过者受赏”，彻底摧毁了官吏与百姓的行为准则。

先说“有功不赏”。南中督护霍弋，在景耀年间平定永昌郡少数民族叛乱，“斩首千余，稳定南疆”，按《蜀科》应“晋爵封侯”，却因未依附黄皓，仅被象征性地“赐绢百匹”；巴东太守罗宪，坚守永安抵御东吴入侵，“粮尽兵疲而不退”，战后竟被调往偏远的武陵郡，理由是“恐其功高震主”。这种“有功反遭猜忌”的氛围，让将士们“战则心寒，守则意懒”。

更严重的是“有过不罚”。阳安关守将蒋舒，开城降魏导致要塞失守，其家人按律应“连坐处死”，却因黄皓收受其贿赂，竟“免予追究”；后主的宠臣胡烈，在负责军需时“克扣粮草，中饱私囊”，导致前线士兵“饥寒交迫”，事发后仅被“贬为庶人”，不出半年又被召回宫中任侍中。这种“权贵违法不受究”的现实，让百姓对法治彻底失望，当时民间流传的歌谣“蜀法如纸，权贵如虎”，便是最直白的控诉。

最荒诞的是“赏罚颠倒”。姜维在段谷大败，“士卒死者数万，粮草损失殆尽”，按律应“革职问罪”，却因后主偏袒，反被“加督中外军事”；而反对北伐的谯周，只因上书劝谏，便被“贬为散骑常侍”，变相剥夺了参政权力。这种“以帝王喜恶定赏罚”的操作，让《蜀科》彻底沦为具文——既然守法未必得赏，违法未必受罚，谁还会把规矩放在眼里？

赏罚机制的崩塌，直接导致了“吏治腐败”。地方官员“以搜刮为能事”，如犍为太守何祗，上任后“强占民田数百亩，掠民女为妾”，却因“岁入私钱十万缴予黄皓”而官运亨通；军队将领“以保命为首要”，如沓中守将句安，在魏军进攻时“未战先降”，竟被曹魏封为“列侯”，消息传回蜀地，将士们“皆曰：‘战不如降，守不如逃’”。当“守法者吃亏，违法者得利”成为常态，整个政权的运行逻辑便已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