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3章 法治弛废，纲纪崩摧（2/2）

三、司法腐败：从“明镜高悬”到“暗箱操作”

诸葛亮时期的蜀汉司法，曾以“公正透明”闻名。当时的廷尉（最高司法官）张裔，“断案如神，不徇私情”，有“蜀镜”之称。史载有一次，张飞的养子张苞因“酒后伤人”被告上法庭，张裔依法判其“杖责五十，赔偿医药费”，诸葛亮得知后“叹曰：‘廷尉守职，吾无忧矣’”。

但到了蜀汉晚期，司法系统已彻底沦为“暗箱操作”的工具。黄皓与陈祗把持廷尉府，任命亲信担任司法官员，导致“狱讼不公，冤狱丛生”。当时的廷尉孟光，本是清廉正直之士，却因多次反对黄皓干预司法，被罗织罪名“免官归田”，其职位由黄皓的姐夫陈裕接任——此人本是个市井无赖，竟能执掌全国司法，可见当时的司法腐败已到了何种地步。

司法腐败的第一个表现是“卖官鬻狱”。有钱有势者，哪怕犯下滔天大罪，也能通过行贿脱罪。蜀郡豪强张裕，因“私通曹魏，泄露军情”被捕，按律应“凌迟处死”，其家人向黄皓行贿黄金百斤，竟被改为“流放南中”；而无权无势者，哪怕清白无辜，也可能被诬陷定罪。成都平民李信，因得罪黄皓的家奴，被诬告“盗掘皇陵”，未经审判便被“斩于市，家产抄没”，百姓“敢怒而不敢言”。

第二个表现是“政治审判”。司法成了排除异己的武器。姜维的部将赵广，因反对黄皓干政，被诬告“谋反”，虽查无实据，仍被“赐死狱中”；本土士族代表谯周，因力主“休养生息”，被罗织“诽谤朝政”的罪名，险些入狱，最终靠同僚力保才得以幸免。这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审判，让士大夫们“人人自危，不敢直言”。

第三个表现是“刑讯逼供”。为了快速定案，司法官员动辄对嫌疑人严刑拷打，导致“冤假错案遍地”。南中地区有个叫李恢的小吏，因不愿参与太守的贪腐活动，被诬陷“贪污军粮”，在狱中“被拷打三日，体无完肤”，最终屈打成招。这种“以刑代法”的操作，让百姓对司法系统彻底失去信任，史载当时“蜀人遇冤，宁赴江蹈火，不愿告官”。

当司法不再是“正义的最后防线”，而成了“权贵的工具”，这个政权便失去了最后的道德根基。百姓不再相信“王法”，士兵不再相信“军功”，官员不再相信“操守”——整个社会的规则体系彻底崩塌，只剩下“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四、法治与人心：不可逆转的崩塌

邓艾在成都城的监狱里，发现了一份特殊的卷宗：上面记录着蜀汉最后十年的冤狱数量，竟高达三百余起，是诸葛亮时期的二十倍。卷宗的最后，有个不知名的狱卒写下一行字：“法弛则民离，民离则国亡，此理之必然也。”

这行字，道破了法治与亡国的关联。诸葛亮的《蜀科》，本质上是在乱世中重建“规则”——让百姓相信“努力耕作便有收成”，让士兵相信“奋勇杀敌便有封赏”，让官员相信“清正廉明便有前程”。这种对“规则公平”的信念，是比粮草、军队更重要的“民心凝聚力”。

而蜀汉晚期的法治弛废，恰恰摧毁了这份信念。当百姓看到“守法者饿肚子，违法者享富贵”，便会“弃农从盗”；当士兵看到“死战者无赏，投降者封侯”，便会“临阵倒戈”；当官员看到“正直者遭贬，谄媚者升迁”，便会“同流合污”。人心的离散，从来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在一次次“规则被破坏”中，一点点冷却、硬化，最终变成“事不关己”的冷漠。

所以，当邓艾的军队翻过山岭，当钟会的大军兵临城下，蜀汉的百姓“箪食壶浆以迎魏军”，士兵“望风而降”，官员“争献降策”——不是他们不爱故土，而是这个政权的法治早已背叛了他们，让他们看不到坚守的意义。

蜀国灭亡的根本原因，在“法治弛废”中找到了最终答案：一个不遵守自己制定的规则的政权，一个让公正让位于私权的政权，一个失去民心信任的政权，其灭亡只是时间问题。正如《管子》所言：“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程式不正，仪表不端，则乱莫大焉。”

下一章，我们将从“战略迷失”的角度，剖析蜀汉在军事部署上的致命失误。当“以攻为守”变成“盲目冒进”，当“据险而守”变成“门户洞开”，这个政权的军事防线，早已在战略的混乱中摇摇欲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