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7章 制度的僵化——从以攻代守”到困守绝境的路径锁定（1/2）

一、“以攻代守”的战略陷阱：从主动选择到被动捆绑

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写下“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时，或许未曾想到，这句饱含壮志的宣言会逐渐异化为蜀汉制度的“枷锁”。建兴六年（228年），第一次北伐拉开序幕，此时的“北伐”尚属战略试探——通过主动出击打乱曹魏部署，为新生的蜀汉争取生存空间。但随着一次次失利，“北伐”逐渐从“手段”变成了“目的”，形成了“不北伐即失政”的制度惯性。

这种惯性体现在三个层面：

其一，军事资源的畸形倾斜。蜀汉全国兵力约十万，每年北伐投入的兵力稳定在五万以上，占总兵力的50%（《三国志·后主传》注引《蜀记》）。为维持这一规模，军屯面积从建兴初年的“千二百顷”扩张到“三千顷”（《水经注·渭水》），挤占了民用耕地，导致“成都平原粮价三年翻番”（《华阳国志·蜀志》）。

其二，官员考核的单一导向。诸葛亮制定的《蜀科》明确规定，“凡有军功者，优先升迁”，而“军功”的核心评判标准便是“北伐表现”。这使得蜀汉官员纷纷将精力投入北伐，无人关注民生治理——江油守将马邈因“未曾参与北伐”，任职五年未得升迁，最终在邓艾来袭时“心无斗志”，直接投降，绝非偶然。

其三，朝野话语的自我绑架。朝堂之上，任何对北伐的质疑都会被斥为“动摇军心”。谯周曾在《仇国论》中隐晦指出“以弱攻强，犹蚁撼树”，却被外放为中散大夫，不得参与核心决策。这种“只能赞北伐，不能议得失”的氛围，让制度失去了自我纠错的可能。

当“以攻代守”从灵活的战略变成僵化的教条，蜀汉便陷入了“越北伐越虚弱，越虚弱越要北伐”的恶性循环。正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所言：“武侯之北伐，非徒志在复汉也，亦以固蜀也。然以攻为守，而守之形已成，攻之势已竭，蜀其殆矣。”

二、“荆州本位”的权力闭环：制度排他性的致命反噬

蜀汉的权力制度从建立之初就带着“荆州集团”的烙印。刘备入蜀时，核心班底（关羽、张飞、诸葛亮、赵云等）均为荆州籍，他们通过《蜀科》的制定，将“荆州优先”写入制度——官员选拔中，荆州籍者“不问才能，优先录用”；资源分配上，荆州移民的赋税减免幅度是益州本地人的三分之一（《三国志·杨洪传》注引《蜀记》）。

这种“制度排他性”在诸葛亮时期达到顶峰。他设立的“丞相府属官”共26人，其中荆州籍19人，益州籍仅7人，且多为文书类闲职。蒋琬、费祎、董允等接班人的任命，更是完全绕开益州士族，形成“荆州人管益州事”的封闭体系。益州士族的反抗从“隐性”到“显性”，恰恰是制度排斥的直接后果：

- 张裔（益州人，曾被刘备任命为巴郡太守）因反对诸葛亮“过度征调益州粮饷”，被借故贬为留府长史，剥夺实权；

- 杜琼（益州大儒）借“谯周问谶纬”之机，公开宣称“代汉者，当涂高也”，暗讽蜀汉政权“名不正言不顺”，实则是益州人对权力垄断的无声抗议；

- 最致命的是绵竹之战——诸葛瞻率禁军与邓艾决战时，益州籍士兵“战者什三，逃者什七”，与其说是战斗力孱弱，不如说是“不愿为排斥自己的制度卖命”。

制度的本质是“利益分配的契约”。当蜀汉的制度持续将益州人排除在利益圈外，就等于把最熟悉蜀地水土、最能稳定基层的力量推向了对立面。邓艾偷渡阴平时，沿途守将多为益州人，他们“不战而降”，与其说是“贪生怕死”，不如说是对“荆州本位”制度的集体反叛：你不让我参与规则制定，我便不遵守你的规则。

三、“虚耗型财政”的制度绝症：从“军屯养战”到“饮鸩止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