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7章 制度的僵化——从以攻代守”到困守绝境的路径锁定（2/2）

蜀汉的财政制度始终在“北伐刚需”与“民生底线”之间摇摇欲坠，最终因“虚耗”而崩溃。诸葛亮推行的“军屯制度”，本意是“以战养战”，却因制度设计的短视而沦为“耗竭民力”的工具。

军屯的核心是“士兵屯田，自给自足”，但蜀汉的军屯却走向了反面。据《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晋阳秋》，北伐时“十二万兵，岁用粮九万斛”，而军屯年产量仅五万斛，缺口全靠益州本土填补。为补缺口，蜀汉制度层面推出三项“饮鸩止渴”的政策：

其一，“算缗钱”加征。对益州百姓的财产税（算缗钱）从“每万钱征百钱”提至“每万钱征三百钱”，远超汉初“百二而税一”的标准。成都富商卓氏（益州本土大族）因“抗税”被抄家，导致“蜀地富商多携资逃亡”（《华阳国志·蜀志》），民间资本彻底枯竭。

其二，“直百五铢”货币贬值。刘备时期发行的“直百五铢”（一枚当百枚五铢钱），到刘禅时期减重至“重不过三铢”，实际购买力仅为面值的百分之一。这种“制度性造假”导致物价飞涨，“一斛米价从初时的五十钱飙升至两千钱”（《太平御览》引《续汉书·食货志》），百姓“以物易物”取代货币交易，经济退回原始状态。

其三，“南中贡赋”竭泽而渔。诸葛亮平定南中后，规定“南中每年贡金、银、漆、朱砂、犀角十万斤”，却未建立“休养生息”的配套制度。到景耀年间（258—263年），南中“诸夷叛者十之八九”，贡赋断绝，蜀汉财政彻底失去缓冲。

财政制度的崩溃，让蜀汉陷入“无钱养兵，无粮打仗”的绝境。景元四年（263年），姜维在沓中屯田，竟需“士兵自掘野菜补充口粮”（《三国志·姜维传》），这种“制度性虚耗”，远比曹魏的进攻更具毁灭性。

四、“继承制度”的断裂：从“托孤辅政”到“宦官专权”的制度溃败

刘备白帝城托孤时，设计了“诸葛亮主政、李严掌军”的制衡制度，试图避免权力集中。但诸葛亮去世后，这一制度被彻底打破，形成“权臣独大—皇帝猜忌—宦官干政”的恶性循环，暴露了蜀汉继承制度的致命缺陷。

蒋琬、费祎时期，虽延续“丞相辅政”模式，但“事无巨细，咸决于己”的集权程度远超诸葛亮。费祎被刺后，刘禅试图收回权力，却因缺乏“制度化的权力交接机制”，只能依赖宦官黄皓制衡姜维——黄皓“始预政事”的背后，是皇帝对“权臣干政”的恐惧，而这种恐惧恰恰源于“没有明确的继承规则”。

制度的溃败体现在三个层面：

- 决策效率低下：姜维请求增兵北伐，黄皓以“鬼神之言”劝阻，刘禅竟“久议不决”，错失战机；

- 官员任免失序：黄皓卖官鬻爵，将“益州籍官员”作为排挤对象，导致“贤愚倒置，朝野离心”（《三国志·后主传》）；

- 信息渠道堵塞：邓艾已入阴平，刘禅竟因黄皓“边报皆被拦截”而一无所知，直到兵临城下才仓促应对。

相比之下，曹魏的“九品中正制”虽有弊端，却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官员选拔与权力交接体系；东吴的“二宫之争”虽惨烈，却通过“嫡长子继承制”的底线，避免了宦官专权。蜀汉的继承制度，既无“嫡长优先”的规矩，又无“辅政大臣轮换”的设计，最终在“权臣与皇帝的拉锯”中彻底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