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6章 根基的崩塌论蜀国灭亡的根本在于认同危机的总爆发（1/2）

一、“外来者”标签的固化：权力结构的先天缺陷

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入蜀，带着荆州集团的核心班底接管益州，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外来政权”的隐患。刘备自称“中山靖王之后”，以“兴复汉室”为旗帜，却始终未能解决一个核心问题：如何让益州本土势力真正接纳这个“外来朝廷”？

荆州集团（以诸葛亮、关羽、张飞为代表）占据权力中枢，益州士族（如谯周、张裔）虽有任用，却难入核心。据《三国志·蜀书》统计，蜀汉朝廷中，荆州籍官员占比始终超过60%，益州籍官员多任地方郡守或虚职，极少进入决策层。诸葛亮执政时，虽提出“亲贤臣，远小人”，但其认定的“贤臣”几乎全是荆州旧部——蒋琬、费祎、董允等接班人皆非益州人，这种“权力闭环”让益州士族逐渐生出离心。

更致命的是，蜀汉的赋税政策明显向益州本土倾斜。据《蜀科》残卷记载，益州百姓的田租比荆州移民高出三成，盐铁专营的利润也多用于供养荆州系军队，导致“蜀人苦之”（《华阳国志·蜀志》）。当一个政权将“外来者”的利益凌驾于本土之上，“认同”便成了空中楼阁。谯周在《仇国论》中借“因余之国”讽喻蜀汉：“处大国无患者，恒多慢；处小国有忧者，恒思善。”其实是在说：外来政权若不融入本土，再强的武力也难长久。

二、“北伐执念”的异化：资源错配掏空根基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写道：“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北伐最初是为凝聚人心的“政治图腾”，但到后期逐渐异化为消耗国力的“执念”。从建兴六年（228年）到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五次北伐，姜维掌权后更是“九伐中原”，几乎年年用兵。

蜀汉总人口不足百万，却常年维持十万以上军队，军民比例高达1:10，远超曹魏（1:20）和东吴（1:15）。《三国志·后主传》注引《蜀记》记载，蜀汉灭亡时“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这意味着每个士兵需由九名百姓供养。为支撑北伐，蜀汉在益州推行“口算加重”“盐铁官营”“军屯苛政”，甚至将南中少数民族编入军队充当“炮灰”，导致“南中怨叛，连年不止”（《华阳国志·南中志》）。

资源错配的恶果显而易见：成都平原的粮仓在北伐中消耗殆尽，绵竹、江油等地的军屯因过度开发出现“土地瘠薄，亩产减半”（《水经注·江水》）；益州士族的庄园被征作军田，他们对蜀汉的不满从“隐忍”转为“公开反对”。谯周的《仇国论》之所以能引发共鸣，正是因为它说出了益州人的心声：“今之贤才，遭罹此世，备罹涂炭，民有菜色，诚宜息肩。”当“北伐”从“希望”变成“负担”，政权的合法性便开始崩塌。

三、“正统叙事”的破产：从“兴复汉室”到“画饼充饥”

蜀汉的核心叙事是“正统性”——刘备以“汉室宗亲”自居，诸葛亮以北伐重申“汉祚延续”，但这套叙事在现实面前逐渐失去说服力。

首先，“汉室”的符号早已褪色。东汉灭亡后，中原百姓对“汉”的认同随时间淡化，曹魏通过“九品中正制”吸纳士族，东吴以“江东本位”凝聚人心，而蜀汉死守“汉”的空壳，却连长安、洛阳都沾不上边，让“正统”成了自说自话。其次，刘禅的昏庸进一步消解了叙事的可信度。“乐不思蜀”的典故虽带戏剧色彩，但《三国志》明确记载他“宠信黄皓，朝政日非”，连诸葛亮之子诸葛瞻都感叹“吾内不除黄皓，外不制姜维”，这样的统治者，如何承载“兴复汉室”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