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制度之殇，从治世能臣”的困局到结构性崩塌的必然（2/2）

三、“理想异化”的崩塌：从“兴复汉室”到“政权合法性流失”的宿命

“兴复汉室”是蜀汉政权的立国之本，也是其最核心的“合法性叙事”。但这个理想在制度的僵化中逐渐被异化，最终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失去了凝聚人心的力量。

理想与现实的断裂，让民众逐渐失望。刘备入蜀时，以“除残去秽，兴复汉室”为号召，赢得益州百姓支持——当时的蜀汉，确实推行了“与民休息”的政策：减轻赋税（什一税）、抑制豪强（迁徙成都大姓）、兴修水利（诸葛堰）。但到后期，“兴复汉室”的理想被异化为“姜维北伐”的借口，为了支撑战争，赋税涨至“亩输三斗”（较初期增三倍），徭役从“每年二十日”增至“每月十日”，连“织妇”也要缴纳“布帛税”。《蜀记》记载，景耀年间“蜀地大饥，流民入魏者月以千计”，民间传唱“汉家天子远，不如魏侯近”——当“兴复汉室”的理想，换来的是“父子相食”的现实，民众自然会选择“用脚投票”。

统治集团的“理想空心化”，则让合法性彻底崩塌。刘禅在宫中“作乐于后宫，信巫鬼之言”，黄皓以“兴复汉室”为名排除异己，诸葛瞻虽称“愿继丞相之志”，却“不通军事，刚愎自用”。当“兴复汉室”从“全民理想”沦为统治者的“遮羞布”，连荆襄集团内部都出现了动摇：尚书令樊建“数谏北伐，不听，遂称病”，侍中董厥“见黄皓乱政，默而不言”。这种“理想的空心化”，让政权失去了最后的精神纽带——当邓艾兵临城下，朝堂上“降者过半”，连“荆襄旧部”都无一人愿“为汉室殉节”，便不足为奇了。

制度对“理想”的消耗，更具隐蔽性却最为致命。蜀汉没有建立“理想-制度-民生”的良性循环：“兴复汉室”的理想，没有转化为“轻徭薄赋”的制度保障，反而催生了“战时经济”的竭泽而渔；没有转化为“选贤任能”的人才机制，反而固化了“圈子政治”的封闭性。当理想不能通过制度转化为民众的实际利益，就必然会被抛弃——这正是谯周《仇国论》中“因余之国（蜀汉），地小而兵少，好战而民疲，其亡可立而待也”的深层逻辑。

结语：制度的“免疫系统”才是政权的生命线

蜀汉的灭亡，本质上是制度“免疫系统”的全面崩溃。它证明：一个政权的生命力，不在于有多么响亮的口号（“兴复汉室”），不在于有多么杰出的领袖（诸葛亮），甚至不在于有多么险要的地形（蜀道天险），而在于是否有一套能“自我更新、包容多元、回应民生”的制度。

这套制度需要能打破“圈子壁垒”，让人才无论出身都能脱颖而出；需要能平衡“理想与现实”，让“兴复汉室”的口号转化为“百姓安乐”的实惠；需要能摆脱“能人依赖”，让政权在“无诸葛亮”时仍能高效运转。可惜的是，蜀汉从建立起就未能构建这样的制度，反而让“能人政治”“圈子政治”不断侵蚀根基，最终在邓艾的奇袭中轰然倒塌。

千年之后回望，蜀汉的灭亡不是结束，而是一面镜子——它警示后世：制度的溃烂，从来都是从内部开始的；而能抵御溃烂的，唯有不断革新的制度本身。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