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7章 归途暗涌（1/2）

四月十八日晨，上海北站笼罩在一片薄雾中。沈砚之、周晓阳和孙大勇三人提着简单的行李，随着人流走向开往天津的列车。临行前，王振华特意赶来送行，将一份加密文件袋交给沈砚之。

“这是部里急电，李处长亲自批示的。”王振华压低声音，“关于海外势力介入的最新情报。另外，天津那边已经组织了一支三十人的特别行动队，由冯建明同志带队，正在对‘盐坨祠’遗址进行全面布控和技术勘察。”

沈砚之接过文件袋，没有立即打开：“张伯钧那边有消息吗？”

“按你的安排，我们派人‘保护性监视’了他离开无线电报局旧址后的行踪。他去了虹口区的一处旧宅，之后再未出门。宅子周围有我们的眼线，暂时安全。”王振华顿了顿，“不过有件事很奇怪：昨天深夜，我们监听到一段异常无线电信号，频率与之前在九江路监测到的相似，但发射源不在上海，而在……海上。”

“海上？”

“对，黄浦江口以东约二十海里处。信号很短暂，内容无法破译，但频谱特征显示是军用级加密设备。”王振华神色凝重，“这可能印证了张伯钧的说法——确实有海外势力在活动。”

沈砚之点点头：“天津那边，我会小心。上海这边就拜托你了，继续监测无线电信号，特别关注与‘鬼灯’、沉船相关的线索。”

“明白。一路平安。”

列车缓缓驶离上海站。沈砚之坐在软卧包厢里，看着窗外渐行渐远的城市轮廓。晨曦中的上海像一头沉睡的巨兽，安静而深沉，但沈砚之知道，这座城市的内里，暗流从未停息。

周晓阳关好包厢门，拉上窗帘。孙大勇则检查了一遍包厢内外，确认安全后才坐下。

沈砚之打开文件袋，里面有三份材料：一份是李振山处长的手令，批准他们全权负责天津总祠开启事宜；一份是关于海外势力“华东复兴会”的情报摘要；还有一份是苏曼卿在1949年后的零星线索汇总。

他先看了“华东复兴会”的情报。这个组织成立于1949年底，主要由逃亡台湾的国民党特务、原“义安社”海外分支头目，以及少数美方情报人员组成。其宗旨是“反攻大陆，恢复旧制”，重点活动区域是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情报显示，该组织在过去半年内，曾三次试图向大陆派遣特务，两次失败，一次成功，成功的那次正是潜入上海。

“看来‘义安社’的内部分裂比我们想象的严重。”沈砚之将情报递给周晓阳，“投诚派以‘听涛生’为首，想用百年积累换一个体面的结局；顽固派则勾结海外势力，想利用那些资源继续对抗。”

“那石门后的秘密……”周晓阳担忧道。

“对双方都至关重要。”沈砚之沉声道，“对投诚派来说，那是换取宽大处理的筹码；对顽固派来说，那是反攻大陆的资本。所以夏至日那天，可能不会太平。”

他接着看苏曼卿的线索汇总。材料很薄，只有三页纸，记载了几个未经证实的信息：1949年3月，有人在香港看到过一名形似苏曼卿的女子，出入一家私人诊所；同年6月，广州解放前夕，一艘前往南洋的客轮乘客名单中，有一个化名“苏文”的女子，年龄相貌与苏曼卿吻合；1950年1月，上海解放后，有地下党老同志回忆，曾听说苏曼卿在南方某地疗养，但具体地点不明。

每条线索都模糊不清，彼此矛盾。香港、南洋、南方某地……她到底去了哪里？为什么没有任何正式的组织记录？

沈砚之闭上眼睛，脑海中浮现出苏曼卿最后的样子：北平解放前夕，她被捕受刑，遍体鳞伤，却依然坚定。他冒死将她救出，她在担架上我着他的手说：“砚之，活下去，见证新世界。”

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之后她被秘密转移，从此音讯全无。

“关乎君之故人苏曼卿之下落。”信中的话再次回响。石门后的匣子里，真的会有答案吗？还是说，这只是一个诱饵，为了让他心甘情愿地走进可能预设的陷阱？

“沈工，”周晓阳轻声打断他的思绪，“你觉得‘听涛生’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这么了解你？连你和苏曼卿同志的关系都知道？”

这也是沈砚之反复思考的问题。“听涛生”知道他代号“哨”，知道他在重庆和北平的活动，知道他和苏曼卿的关系……这说明此人要么曾是地下党高层，要么长期潜伏在敌人内部，接触过相关档案。

一个名字突然闪过他的脑海：顾衍之。

不，不可能。顾衍之在北平解放时被保密局顽固派枪杀，他亲眼所见。而且顾衍之是国民党死忠，不可能成为“义安社”的“先生”。

那会是谁？他接触过的、既了解地下党又了解“义安社”的人……

忽然，他想起了1945年在重庆的一段往事。那时他刚刚打入军统电讯处，负责破译一份日军密电。密电内容涉及“义安社”与日本特务机关的某次交易，但电文被刻意加密，难以完全破译。他曾将此事汇报给当时的直接联络人——一位代号“老钟”的地下党老情报员。

“老钟”当时说：“‘义安社’这潭水深得很，从晚清到如今，什么人都接触过。你不要深究，专注于军统内部的密码破译。”

后来“老钟”在1946年突然失踪，组织上说是调往其他岗位，但再无音讯。难道……

沈砚之摇摇头。没有证据的猜测只会干扰判断。当务之急是安全返回天津，做好夏至日开启石门的准备。

列车在华北平原上奔驰。窗外，四月的田野已泛起新绿，农民在田间劳作，偶尔可见墙上刷着“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的标语。新中国正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焕发生机，而“义安社”这样的旧时代遗存，终究要做出选择——要么融入新时代，要么被时代抛弃。

傍晚时分，列车抵达济南站，停车二十分钟。沈砚之让周晓阳和孙大勇在包厢休息，自己下车到站台透气。

暮色中的济南站人来人往，小贩的叫卖声、列车的汽笛声、旅客的喧哗声交织在一起。沈砚之站在一根柱子旁，看似随意地观察着周围。多年情报工作养成的习惯，让他时刻保持警惕。

忽然，他的目光被站台另一端的一个身影吸引。那是一个穿着灰色中山装、戴礼帽的中年男人，正背对着他与一名铁路工作人员交谈。男人的背影有些熟悉，像是在哪里见过。

沈砚之缓步靠近，假装购买站台上的报纸。距离拉近到十米左右时，男人恰好转过身来——是赵光华！新声无线电零件厂的厂长！

赵光华显然也看到了沈砚之，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但很快恢复平静。他对铁路工作人员点点头，然后径直朝沈砚之走来。

“沈科长，这么巧。”赵光华的微笑恰到好处，既不过分热情也不显疏离，“您这是回北京？”

“回天津处理些公事。”沈砚之不动声色，“赵厂长这是去哪？”

“去天津谈笔生意，有个厂家对我们的无线电零件感兴趣。”赵光华递过一支烟，“上次领导视察，提的意见很中肯，我们正在改进。特别是防火安全问题，已经全部整改了。”

沈砚之接过烟，但没有点燃。赵光华出现在同一列火车上，是巧合吗？从上海到天津，可选择的列车不止这一趟。而且他刚才与铁路工作人员交谈的样子，不像普通乘客。

“赵厂长对天津很熟？”沈砚之问。

“年轻时常去，有些老关系。”赵光华含糊带过，“沈科长在天津要待多久？如果有空，我请您吃个饭，表示感谢。”

“公务在身，恐怕没时间。”

“理解，理解。”赵光华看了看怀表，“快开车了，我先回车厢。沈科长，天津见。”

看着赵光华离开的背影，沈砚之心中警铃大作。这个时间、这个地点、这样的“偶遇”，太过刻意。赵光华去天津做什么？真的只是谈生意，还是另有目的？

回到包厢，沈砚之立即将情况告诉周晓阳和孙大勇。

“要盯住他吗？”孙大勇问。

“我们在明，他在暗，主动盯梢容易暴露。”沈砚之沉思，“但我们可以反向监视——假设他会在天津有动作，我们只需要知道他去哪里、见什么人。”

“要不要通知天津的同志提前布控？”

“暂时不要。”沈砚之摇头，“赵光华身份特殊，如果我们大张旗鼓，可能惊动他背后的人。先观察，看看他想做什么。”

列车继续北上。夜色渐深，车厢里的灯陆续熄灭，只有走廊的夜灯发出微弱的光。沈砚之躺在铺位上，却毫无睡意。他的脑海中，各种线索和疑点交织成一幅复杂的图景：

“听涛生”和投诚派、海外顽固派、赵光华的神秘天津之行、石门后的秘密、苏曼卿的下落……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焦点——夏至日的天津总祠。

而距离夏至，还有整整两个月。这段时间里，各方势力会如何布局？石门后究竟藏着什么，值得这么多人争夺？

凌晨三点，列车驶入天津站。沈砚之三人随着人流下车，在出站口，他特意留意了一下，但没有看到赵光华的身影。对方要么提前下车，要么选择了其他出口。

站外，冯建明已经带着两名同志在等候。看到沈砚之，他快步迎上来。

“沈工，一路辛苦了。车已经准备好，先去住处休息，明天再谈工作。”

“不，直接去指挥部。”沈砚之语气坚决，“时间紧迫，我需要了解最新情况。”

冯建明看了看沈砚之的脸色，点点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