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老门生三世报恩（1/2）

买只牛儿学种田，结间茅屋向林泉；也知老去无多日，且向山中过几年。为利为官终幻客，能诗能酒总神仙；世间万物俱增价，老去文章不值钱。

这八句诗，都是通达事理之人说的话，其中最后一句“老去文章不值钱”，还有一番说法呢。

一般来说，一个人功名来得早还是晚，都逃不过命运的安排。有的人年少得志，有的人却大器晚成。年少得志的人，未必能有长久的成就；大器晚成的人，也未必就一事无成。千万不能因为自己年轻就骄傲自满，也不能因为自己年纪大了就自暴自弃。这“年轻”和“年老”的说法，光看岁数可不算数。

就好比甘罗，十二岁就当了丞相，可十三岁就去世了。这么说来，他那十二岁的年纪，其实就相当于别人头发花白、牙齿掉光、弯腰驼背的晚年了，剩下的日子已经很短，根本算不上少年。再说说姜太公，八十岁的时候还在渭水边上钓鱼呢。后来他遇到了周文王，文王用车子把他载回朝中，拜他为师尚父。文王去世后，武王即位，姜太公又手持斧钺担任军师，辅佐武王讨伐商纣王，奠定了周朝八百年的基业，自己也被封到了齐国。他还教导儿子丁公治理齐国，自己则留在周朝担任丞相，一直活到一百二十岁才去世。你想想，八十岁的一个老渔翁，谁能料到他往后还有那么多大事业要做，未来的日子还长着呢！这么看的话，他八十岁的年纪，其实就相当于别人刚束发成年、刚戴上官帽、刚娶媳妇、刚参加科举童子试的年纪，根本算不上老年。

世上的人只知道盯着眼前的富贵贫贱，哪里会去想一个人往后的日子是长是短？见到年少得志的，就拼命奉承巴结；看到那些年纪大了、仕途不顺的，就怠慢轻视。这都是些见识短浅的人。这就跟种田一样，有早熟的谷子，也有晚熟的水稻，谁也说不准到底哪一种收成更好。古人说得好：东园里的桃李花，开得早，败得也快；山涧边的松树，生长得慢，到了晚年却依旧郁郁葱葱，苍翠挺拔。

话说在明朝正统年间，广西桂林府兴安县有一个秀才，复姓鲜于，名叫鲜于同，字大通。他八岁的时候就被举荐为神童，十一岁就考中了秀才，还被破格增补为廪生。论起他的才学，就连董仲舒、司马相如这样的大文豪，他都不放在眼里，真是胸藏万卷诗书，笔下文采能横扫千军。论起他的志气，就算是冯京、商辂那样连中三元的才子，在他看来也不过是囊中之物，真是壮志凌云，豪气冲天。

可谁能想到，他偏偏就是才学越高，命运越坎坷，志向越大，福分越浅薄。年年参加科举考试，岁岁都挤进考场，却始终没能得到考官的赏识，没能金榜题名。到了三十岁的时候，按照资历，他本该被举荐为贡生了。但他是个有才有志的人，压根瞧不上贡生那条出路。他心里盘算着，穷秀才家全靠学堂里每年发的那几两廪银，当做读书的本钱。要是离开学堂，就没了这笔收入；再要是去京城国子监读书，反而还要花费不少路费盘缠。况且在本省参加科举考试，比在国子监更容易考中，这么一算，去当贡生实在不划算。

后来他偶然在朋友面前透露出不想当贡生的念头，这下可好了，那些按资历排在他后面、等着当贡生的秀才，纷纷找上门来，想要他把贡生的名额让出来，还情愿拿出几十两银子作为酬谢。鲜于同还能白得这笔好处，心里暗自得意，觉得自己占了个大便宜。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慢慢成了惯例。之后人人都想当贡生，个个抢着来求他。

鲜于同从三十岁那年让贡开始，一连让了八次，到了四十六岁，还依旧埋没在秀才的行列里，和一群年轻秀才一起追逐科举功名。有人嘲笑他，有人怜悯他，也有人劝他。那些嘲笑他的，他全当没听见；那些怜悯他的，他也坚决不接受；只有那些劝他干脆去当贡生的人，会惹得他勃然大怒，说道：“你劝我去当贡生，无非是说我年纪大了，这辈子都别想考中科举了。可你不知道，‘龙头属于老成’，梁皓八十二岁还考中了状元，也为天下有骨气、肯读书的男子汉争了口气。我要是情愿屈就，三十岁那年就去当贡生了；再稍微花点心思钻营打点，至少也能当个府县的辅佐官员，昧着良心做事的话，完全可以荣华富贵，养家肥宅。

可如今这世道，就是个看重科举功名的世界！就算是孔夫子那样的圣人，要是没考中科举，谁又会承认他胸有才学呢？反倒是那些穷乡僻壤的毛头小子，粗粗记得几篇陈腐的八股文，要是碰上瞎眼的考官，胡乱圈点一番，就能在睡梦里混个进士头衔。一旦中了进士，照样有人巴结着拜他做门生，尊称他为老师，他就算是天南海北地胡吹乱侃，又有谁敢出个题目，再考考这个戴乌纱帽的进士呢？

不仅如此，做官里头还有太多不公平的地方！进士出身的官员，就像是铜打铁铸的一般，就算肆意妄为，也没人敢说个“不”字；而那些靠贡生出身的官员，就算做事兢兢业业，小心翼翼得像捧着鸡蛋过桥一样，上司还总要找他的麻烦。等到巡按御史回京复命，弹劾官员的时候，只要是进士出身的，就算把他写得极其贪婪残酷，旁人平心而论，觉得他被捉拿审问也罪有应得，可到了最后，朝廷生怕断了这些进士官员的后路，总会说：‘这个官员，虽然为官不端，但念在他初出茅庐，或者还年轻，还有改过自新的机会，还有望在晚年奋发图强，就按照处事浮躁或者政绩不足的条例，降职调任吧。’没过几年，这些人又能官复原职，甚至步步高升。要是舍得花些银子，央求有权有势的人出面挽回，最多不过是调换个地方做官，压根不算什么大事。

可贡生出身的官员就不一样了，只要犯了一分错，就会被当成十分错来处理；运气不好的话，碰上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没处发泄怒火，就算你是个清廉贤明的好官，也免不了要替那些进士出身的官员背黑锅。有这么多不公平的地方，所以我要是考不中进士，干脆就别做官了！我宁可一辈子做个老秀才，就算死了，到阎王面前高声喊冤，也能博个来世出头的机会。我怎么能甘心屈身求全，整天受别人的气，靠吃顺气丸过日子呢！”

说完，鲜于同便吟出一首诗来：“从来资格困朝绅，只重科名不重人。楚士凤歌诚恐殆，叶公龙好岂求真。若还黄榜终无分，宁可青衿老此身；铁砚磨穿豪杰事，春秋晚遇说平津。”

汉时有个平津侯，覆姓公孙名弘，五十岁读《春秋》，六十岁对策第一，做到丞相封侯。鲜于同后来六十一岁登第，人以为诗谶，此是后话。

鲜于同自从吟完那八句诗后，求仕的志向反倒越发坚定了。可无奈他时运不济，转眼就到了五十岁，依旧是“苏秦还是旧苏秦”，没能改换门庭、金榜题名。又过了几年，他就连秀才的岁考都考不好了。可每到科举考试的年份，第一个拦在考场门口请求报考的，还是他，也因此招来了不少人的厌烦和轻视。

到了天顺六年，鲜于同已经五十七岁，鬓角头发都变得花白，却还是挤在一群年轻秀才中间，兴致勃勃地谈论文学、讲解经艺，说起来就滔滔不绝。那些年轻人看见他，有的把他当成怪物，远远地躲开；有的把他当作笑柄，凑上前去戏弄他。

再说兴安县的知县，姓蒯名遇时，表字顺之，是浙江台州府仙居县人。他年纪轻轻就考中了科举，名气和声望都很高。他喜欢和人谈论文学经艺、品评古今人物，却有个毛病——偏爱年轻人，看不起年长的读书人，做不到一视同仁。见到年轻有为的秀才，他会格外看重、多加鼓励；要是碰到年纪大的读书人，就把人家当成腐朽无用的东西，嘴上喊着“先辈”，语气里却满是戏谑和轻慢。

这一年乡试的日子快到了，学政下发公文，命令各县对秀才进行录科考试，选拔有资格参加乡试的人。蒯知县便召集全县的秀才进行考试，他让人把试卷上的姓名糊起来再批改，仗着自己眼光准，一心要秉公评判。他从一堆试卷里挑出一份当作第一名，心里得意极了，就当着所有秀才的面夸赞道：“本县选中的这份榜首试卷，文风很有吴越地区的韵味气度，作者这次乡试肯定能一举得中，接下来的会试也能接连告捷，咱们全县的秀才，没人能比得上他！”

众人都拱手恭听，就像当年汉高祖刘邦筑坛拜将一样，满心好奇到底是哪位有名的才子能得到这般赏识。可等到拆开封条、唱名公布的时候，只见一个人应声从人群里挤了出来。你道这人长什么样？长得又矮又胖，胡须头发一半黑一半白；头上戴着一顶破旧的儒巾，样式早就过时了；身上穿的蓝色长衫，补丁叠着补丁，到处都是破洞。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都觉得：这人要是穿上官服，简直就像阎王殿里的胡判官。也不枉知县大人刚才夸赞，这位“先辈”今天可算是扬眉吐气了。别羡慕他，也别自己叹气，谁都有变老的那一天。不用钻营，不用忙活，按资历排序，早晚也能轮到自己当案首。

这个考中案首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个被人当成怪物、笑柄的五十七岁秀才——鲜于同。满堂的秀才顿时哄堂大笑，都起哄道：“鲜于‘先辈’，又被重用啦！”就连蒯知县自己，也羞得满脸通红，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他一时眼花看错了文章，如今在众人注视的场合，又怎么能反悔呢？他憋着一肚子气，胡乱把剩下的试卷都拆完了。还好除了第一名，后面选中的一个个都是年轻有为的秀才，这才让他心里稍微好受了点，算是嗔怪中带着几分欢喜。当天蒯知县把秀才们的事情安排完，回到县衙后就一直闷闷不乐，这事咱们就不多说了。

再说鲜于同年轻的时候本就是个有名的才子，可因为仕途困顿蹉跎了这么多年，虽然求仕的志向没磨灭，心里却也满是失意和惭愧，就像屈原在江边独自吟诵，满心愁苦；又像苏秦失意归家，满面羞惭。

今天他完全没料到，自己竟然考了个录科案首，心里也不由得泛起几分兴奋。他知道到了学政主持的考试，学政未必会喜欢自己的文章，但好在有了县里案首的身份，就能直接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于是他兴冲冲地赶往省城参加考试。

到了省城，其他考生都在住处埋头研读经书、温习策论，只有鲜于同因为平日里学问就很扎实，整天就在街上闲逛。旁人看见他这副模样，都猜测道：“这位老相公，怕是来送儿子、孙子进考场的吧？真是个局外人，日子过得也太悠闲自在了！”要是有人知道他自己就是来参加乡试的秀才，少不得要嘲笑他几声。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就到了八月初七。街上锣鼓喧天、吹吹打打，大家都在迎接主考官进入贡院。鲜于同凑过去看热闹，竟发现兴安县的蒯知县，被聘请担任《礼记》房的考官。鲜于同心里暗自盘算：我和蒯知县考的是同一本经籍，他之前还把我取为案首，肯定是赏识我的文章，这次我肯定能碰上好运，十有八九能考中。

可他哪里知道，蒯知县心里根本不是这么想的。蒯知县又有了别的心思，他琢磨着：“我要是录取一个年轻的考生做门生，他往后的仕途还长，能当官的年头也多，我这个房师也能跟着沾光、靠得上他。那些年纪大的老秀才，就算录取了也没什么用处。”他还在心里嘀咕：“之前录科考试的时候，我真是昏了头，竟然错选了鲜于‘先辈’当案首，害得我在众人面前丢尽了脸面。这次乡试我要是再录取了他，岂不是又要闹一场笑话？我现在阅卷，只要是三场试卷写得工整完备的，多半是老学究写的，年纪肯定不小了，绝对不能录取。我只挑那些文笔稚嫩、章法混乱、四六骈文写得歪歪扭扭、策论写得底气不足、判词写得糊里糊涂的试卷，这些肯定是年轻考生的手笔。他们虽然学问还不够扎实，但再培养一两科，年纪还不算大，正好还能避开鲜于同这个麻烦事。”

蒯知县打定主意后，就照着这个标准阅卷，挑了几份写得乱七八糟、勉强有点文采的试卷，画上大圈大勾，呈交给了主考官。主考官看了之后，都批了“中”字。

到了八月二十八日，主考官和各房考官一起在至公堂上拆封填榜。《礼记》房推荐的榜首试卷，考生是桂林府兴安县的秀才，复姓鲜于名同，修习的是《礼记》——又是那个五十七岁的“怪物”“笑柄”，这下他可算是侥幸考中了。蒯知县看到这结果，惊讶得不得了。主考官见蒯知县一脸不高兴，就问他是什么缘故。蒯知县连忙说道：“那个鲜于同年纪已经太老了，要是把他排在前列，恐怕压不住年轻的考生，我情愿换一卷上来顶替他。”

主考官指着堂上的匾额说道：“这座大堂既然名叫‘至公堂’，怎么能因为考生年纪大小就心存偏私、有所好恶呢？自古以来，科举的状元就常常属于老成之士，录取他正好也能鼓舞天下读书人的志气！”说完就不肯更换，最终判定鲜于同是乡试第五名正魁。蒯知县也没办法，只能作罢。这真是：任凭你费尽心机算计，命中注定的事情终究改变不了；本来一心想选年轻考生，到头来还是录取了那个老怪物。

蒯知县原本打定主意不想录取鲜于“先辈”，所以只挑那些写得乱七八糟的试卷录取。可鲜于同本是饱学之士，文章肯定写得工整完备，怎么反倒合了蒯知县的心意呢？原来鲜于同在八月初七那天看到蒯知县进了贡院，自以为这次肯定能交好运，回到住处就多喝了几杯冷酒，结果伤了脾胃，闹起了腹泻。他勉强撑着进了考场，一边忍着腹痛构思文章，一边不停地往茅房跑，泻得浑身发软、有气无力，文章也只能草草写完。第二场、第三场考试，他还是这副模样，满肚子的学问，一点都没发挥出来。他考完之后，自己都觉得肯定考不中了。谁知蒯知县偏偏就不喜欢工整完备的文章，他这篇潦草的答卷，反倒让他高中了乡试正魁。这也是他时来运转，否极泰来，阴差阳错之间，竟然就这么凑巧得中了。

这一年兴安县，就只考中了鲜于同一个举人。当天鹿鸣宴结束后，各位同榜考中的举人按年龄排次序，鲜于同就排在了第一位。各房的考官见到自己录取的门生，都十分高兴，只有蒯知县还是闷闷不乐。鲜于同感激蒯知县两次赏识自己的恩情，对他更加殷勤恭敬，可蒯知县对他却越发冷淡敷衍。后来鲜于同去京城参加会试，蒯知县也只是按惯例对待他，一点都没有格外关照、多加提携的意思。

第二年，五十八岁的鲜于同参加会试，结果落榜了。他见到蒯知县，蒯知县没别的话好说，只劝他不如接受朝廷的选任，去当个小官算了。鲜于同当了四十多年的秀才，都不肯屈就去做贡生出身的官，如今才刚考中举人一年，怎么肯甘心去就任举人出身的官职呢？他回到家后，读书的兴致反而更浓了。每次听说乡里的秀才聚在一起切磋文章，他就揣着纸墨笔砚，凑到人家的文会里一起写文章。任凭众人耍弄他、嘲笑他、埋怨他、嫌弃他，他都全不在意。写完文章后，他把众人的作品都看一遍，就高高兴兴地回家了，还把这当成了家常便饭。

时光飞逝，一转眼三年过去，又到了会试的日子。鲜于同这年已经六十一岁了，年纪虽然又长了几岁，精神头却还是和从前一样健旺。这是他第二次进京参加会试，在住处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梦。梦里他考中了会试正魁，榜上有他的名字，可后面填的考试科目却是《诗经》，不是他一直修习的《礼记》。鲜于同本就是学识渊博的老儒生，哪一门经书钻研得不透彻呢？他一心盼着考取功名，对梦里的话不由得不信，干脆就改考《诗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