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歧路初探（1902－1905 北京）（1/2）

京师大学堂医学馆的解剖教室内，福尔马林的气味刺鼻。沈墨轩握着解剖刀的手微微颤抖，面前躺着的是他人生中第一具教学用的遗体——一位无名的乞丐。在太医院背了十年《黄帝内经》，此刻“五脏六腑”不再是古籍中玄妙的词汇，而是触手可及、具有特定形态和位置的实体。

“沈，注意看这里。”他的老师，一位留德归来的解剖学教授陈启元，用镊子指点着心脏的冠状动脉，“很多‘胸痹心痛’（中医对心绞痛的描述），根源可能就在这里。血管堵塞，心肌坏死。”

沈墨轩脑海中瞬间闪过《博济医典·诸痛门》中关于“真心痛，手足青至节，夕发旦死”的记载，以及林怀仁师父用“瓜蒌薤白半夏汤”缓解此类病患痛苦的场景。原来，“旦死”的凶险，背后是这般确切的病理改变！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与迷茫交织在他心头。

白天，他沉浸在组织学、生理学、病理学的海洋里，惊叹于显微镜下细胞世界的精妙，也困惑于实验室数据与整体病患观之间的鸿沟。夜晚，他回到简陋的租住处，在煤油灯下重读那本批注满满的《博济医典》。先祖阿树“融汇东西”的遗志，此刻变得如此具体而艰难。

他开始尝试一种笨拙的“对接”。学习细菌学，他便回想《博济医典》中关于“瘟疫戾气”的描述，思考这“戾气”是否就是结核杆菌、霍乱弧菌？但书中又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强调人体自身抵抗力，这与西医的免疫学概念似乎又能呼应。他兴奋地将这些想法写信告知林怀仁。

林怀仁的回信却带着冷静的告诫：“墨轩，见你有所悟，为师欣慰。然切记，中西医理，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或可并行，未可轻易混同。譬如‘戾气’，非仅指细菌，亦含气候、时令、地域等综合致病因素，此乃‘天人相应’之整体观，恐非显微镜所能尽窥。望你深研西学之‘术’，勿忘中学之‘道’。”

这日，病理学课程上，陈启元教授展示了一张肺癌组织的切片。

“诸位请看，这些异常增生的细胞，就是夺去患者生命的元凶。”

沈墨轩突然举手发问：“教授，依中医理论，肺为娇脏，主气司呼吸。若患者长期忧思悲郁，气机不畅，是否会更易罹患此疾？也就是说，情绪是否会影响这些细胞的变化？”

教室里一阵窃笑。陈启元推了推眼镜，严肃地回答：“沈同学，医学是科学。情绪是主观感受，细胞是客观实体。在找到确切的神经-内分泌-免疫通路之前，我们不能轻易下结论。你的问题，超出了目前科学所能验证的范围。”

沈墨轩默然坐下。他想起《博济医典》中“悲忧伤肺”、“郁结化火”的论述，以及林怀仁诊病时必问患者情志起居的习惯。在西医的体系里，这些似乎都成了“不科学”的赘述。

实践的冲击来得更快。1903年春，京师爆发猩红热。沈墨轩随陈启元前往一所教会医院协助。面对高热、咽部糜烂、全身红疹的患儿，西医除了隔离、物理降温、维持体液外，几乎束手无策。

“这是一种链球菌感染，”陈启元无奈地说，“除非能找到杀灭这种细菌的特效药，否则我们只能支持治疗，靠患者自身的免疫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