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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萍的回信，如同石沉大海，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没有收到任何来自何书桓的回应。既没有愤怒的质问，也没有理解的回复，更没有再次出现在后台通道或试图“偶遇”。他依旧在大上海的某些场次出现，依旧是那个安静、专注、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的听众，只是那目光似乎更加疏离，偶尔与台上她的视线有刹那交汇，也是平静无波，随即移开，仿佛两人之间从未有过那封恳切的邀请与得体的回绝。

这种沉默，比任何反应都更让依萍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它像一种悬而未决的审判，又像一种不动声色的观察。她本以为，以何书桓的骄傲和热忱，至少会有一封简短的回信，或是在下一次“偶遇”时，表达一丝遗憾或不解。但什么都没有。他只是退回到了一个更安全、也更遥远的位置，继续着他的聆听。这反而让她有些捉摸不透，甚至……隐隐生出一丝连自己都不愿承认的失落。难道她的回信过于冷硬，彻底浇灭了他的热情，让他觉得她果然是个不识抬举、固步自封的歌女？

她迅速将这丝荒谬的情绪掐灭。这不正是她想要的结果吗？保持距离，避免麻烦。何书桓的“退却”，应该是好事。

然而，这“好事”带来的轻松感并未持续多久，很快就被另一种更现实的“余波”所取代。

第一个察觉异常的，是秦五爷。

专场演出后的某个下午，依萍被叫到经理室。秦五爷没有像往常那样坐在办公桌后，而是站在窗边，看着楼下街市的人流，手指间夹着的雪茄烟雾袅袅。

“听说，”他没有回头，声音带着惯有的低沉，“《申报》那个姓何的记者，前阵子私下找过你？还递了帖子？”

依萍心中微凛。秦五爷的消息果然灵通。她不知道他具体知道了多少，是仅仅知道何书桓递过邀请，还是连信的内容和她的回绝都一清二楚？她稳住心神，如实回答，但略去了信的具体内容和自己的回信细节，只说是邀请参加一个文化沙龙，她以筹备新歌和堂口规矩为由婉拒了。

秦五爷转过身，目光锐利地扫过她的脸，似乎在评估她话语的真实性和背后的态度。“文化沙龙？”他嗤笑一声，带着洞悉世情的嘲讽，“这些笔杆子，就喜欢搞这些虚头巴脑的名堂。不过，这个何书桓，在报界和文化圈子里，倒也算是个有几分名气和人脉的年轻人。他看上你……或者说，看上‘白玫瑰’这朵花，倒也不算太意外。”

他踱步到办公桌前，按灭了雪茄。“你回绝了，是对的。”他的语气听不出是赞许还是仅仅陈述事实，“大上海的姑娘，私下跟客人，尤其是这种有头有脸的客人走得太近，容易惹祸上身，也容易让堂里难做。”他顿了顿，话锋一转，带着几分试探，“不过，能被他这样的人看上眼，邀请去那种场合，也说明你现在这个‘调调’，算是立住了，值点钱了。”

依萍垂首听着，心中了然。秦五爷这番话，既有警告（不许私下乱来），也有肯定（“白玫瑰”价值提升），更隐含着一种提醒——何书桓代表的是一种她目前还难以完全掌控的“上层资源”，处理得好，是助力；处理不好，就是麻烦。她的回绝，在秦五爷看来，至少是一种“安分”和“知趣”的表现，暂时消除了他的某些疑虑。

“我明白，五爷。我知道自己的本分。”依萍低声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