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0章 夏雨（2/2）
“刘玉兰平时和谁走得近？”李振邦问人事科长。
“没什么特别近的人，”科长想了想，“她话不多，每天下班就回家，说是要照顾女儿。上个月她说母亲在启东病重，非要辞职，我们挽留了好几次，她都不同意。”
李振邦和老吴来到文印室。文印室不大，靠墙摆着两台“上海牌”油印机，桌上堆着很多文件和印油。新来的文印员小王正在油印通知，手上沾满了黑色油墨。
“小王，你刚来，有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李振邦问。
小王摇摇头：“没什么不对劲的，就是废纸篓里有很多揉皱的草稿纸，上面有数字，我以为是之前的文印员留下的，就没在意。”
李振邦走到废纸篓前，蹲下来翻看。里面的草稿纸大多是油印文件的废纸，但有几张上面有模糊的数字印记，是用铅笔写的，数字是“0312”“0313”——正好是失踪布票的编号！他小心地把这些草稿纸收进证物袋，对老吴说：“刘玉兰有问题，立即联系启东公安局，查她的下落。”
回到局里，老刘对草稿纸进行了鉴定：“上面的铅笔印记，和布票编号的字体一致，应该是练习书写编号时留下的。而且纸上有‘英雄牌’印油的残留，和假布票的油墨成分一样。”
第二天，启东公安局传来消息：刘玉兰确实回了启东，但她母亲早在1949年就去世了，现在住在启东县城的向阳街，租了一间小平房，经常有陌生人来找她。
“立即出发去启东。”李振邦简单收拾了几件衣服，跟林淑娴打了个电话——电话是里弄的公用电话，需要手摇，接通后声音很模糊。
“我去启东出差，可能要两三天回来。”李振邦说。
“小心点，”林淑娴的声音带着担忧，“安安昨天有点咳嗽，我带他去卫生院看过了，医生说是受凉，开了点药。”
“别担心，妈会帮忙照顾的。”李振邦挂了电话，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作为父亲，他连孩子生病都不能在身边。
启东县城不大，向阳街是条老街道，两旁都是低矮的平房。李振邦和老吴在刘玉兰住处对面租了间房子，从窗户里能清楚地看到她的房门。
第一天没什么动静。第二天傍晚，一个戴草帽的男人走进了刘玉兰的家，手里提着个黑色的布包。半个小时候后，男人出来了，布包鼓了起来。李振邦用望远镜盯着男人——他左手小指确实少了一截，走路有点跛，像是受过伤。
“就是他！”老吴低声说，“和陈桂英描述的一样。”
男人走后，刘玉兰也出门了，提着个竹篮，去了镇上的邮局。李振邦和老吴跟过去，看见她寄了一个包裹，收件地址是“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123号，王收”——这是个死信箱，之前破获的敌特案里出现过。
“收网！”李振邦下令。
便衣们冲上去，把刘玉兰按在邮局门口。她挣扎着想去扔竹篮里的东西，老吴一把夺过——里面是个笔记本，记着假布票的交易记录，还有几张没卖出去的假布票。
审讯室里，刘玉兰一开始不肯说话，直到李振邦拿出她女儿的照片——照片是从她住处搜出来的，一个三岁左右的小女孩，扎着两个小辫子，笑得很开心。
“妞妞现在在镇上的幼儿园，”李振邦说，“如果你配合，我们会安排人照顾她；如果你不配合，她就只能去孤儿院。”
刘玉兰的眼泪掉了下来：“我说...我说。那个戴草帽的男人叫宋志强，大家都叫他‘老宋’，是台湾保密局的人，负责假票证的印刷和销售。他让我在国棉十七厂当文印员，趁机偷布票的样本，然后模仿着印假的。”
“假布票是在哪印的？”
“在启东县城的一个废弃油坊里，有两台油印机，是老宋从上海运过来的。”刘玉兰说，“我们计划在秋收前印一万张假布票，在上海和周边城市流通，搅乱市场。”
李振邦让启东公安局去废弃油坊搜查，果然找到了两台油印机和大量假布票，还有印版和油墨。而“老宋”宋志强，也在第二天被抓获——他躲在启东乡下的一个亲戚家，正准备逃往台湾。
从宋志强的住处，搜出了一本密码本，里面记着敌特组织的联络方式和人员代号。李振邦翻开一看，一个代号“杜鹃”的名字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个代号在去年破获的敌特电台案里出现过，当时只抓到了“夜莺”，“杜鹃”一直没找到。
“宋志强，‘杜鹃’是谁？”李振邦在审讯室里问。
宋志强低着头，沉默了很久才说：“‘杜鹃’是我们的上级，负责协调上海的所有敌特活动。我只见过他一次，戴着口罩，听声音像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
李振邦意识到，这个“杜鹃”才是真正的大鱼。他立即组织人手，根据密码本上的线索，在上海展开排查。经过三天三夜的工作，终于锁定了“杜鹃”的身份——市纺织局的退休干部张松林，1949年前是国民党的特务，一直潜伏在上海。
抓捕张松林那天，正好是安安的满月。李振邦在抓捕现场，看着张松林被戴上手铐，心里松了口气。他拿出手机——1952年还没有手机，是他前世的习惯，总是想第一时间和家人分享消息。
晚上回到家，林淑娴和岳母正在准备满月酒，桌上摆着几个菜：炒青菜、鸡蛋羹、红烧肉，还有一碗长寿面。安安穿着新做的蓝布小褂子，躺在摇篮里，睡得很熟。
“回来了？”林淑娴走过来，帮他接过外套，“案子办完了？”
“办完了。”李振邦抱起安安，在孩子的脸上亲了一下，“以后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安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