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0章 夏雨（1/2）

锅里的粽子煮得咕嘟响，水汽顶得锅盖不停颤动，偶尔有几滴热水溅出来，在灶台上烫出细小的白印。李振邦坐在小马扎上剥蒜，蒜皮沾在指腹上，辛辣味钻进鼻腔，他下意识皱了皱眉——这味道让他想起审讯室里的碘酒味，两种刺激的气味混在一起，竟有些恍惚。

安安在林淑娴怀里哼唧起来，小脑袋在她胸前蹭来蹭去。“是不是饿了？”李振邦擦干净手，接过孩子。小家伙穿着件洗得发白的小肚兜，是林淑娴用自己的旧汗衫改的，布料软得像云朵。他把安安贴在胸口，手掌托着孩子的屁股，这个姿势是前世看同事抱孩子学的，没想到现在用得熟练。

“你抱得比我还稳。”林淑娴笑着起身，掀开锅盖。粽叶的清香裹着肉香涌出来，她用筷子戳了戳粽子，糯米已经煮得发黏：“再焖十分钟，肥油都化在米里，吃着不腻。”

窗外的天色暗得快，乌云从黄浦江方向压过来，风裹着雨星子砸在玻璃上，发出“噼啪”声。邻居家的收音机开得很大，程派京剧《锁麟囊》的调子飘进来，又被突然响起的新闻打断：“各位听众，现在播报重要新闻——朝鲜停战谈判今日恢复，我方代表提出合理建议，争取早日实现和平......”

岳母端着洗衣盆从外面进来，裤脚溅得全是泥点。“这天说变就变，”她把盆放在门口，拿起竹竿晾衣服，“街道下午来通知，有婴儿的家庭明天去登记，能领半斤白糖、十尺布票。白糖是上海糖厂的，布票是市纺织局印的，上面有红印章，假不了。”

李振邦低头看安安，小家伙正盯着他的衬衫纽扣看，小手伸过来想抓。“布票正好给安安做夏衣，”他轻声说，“现在穿的肚兜太短了，再过几天就露肚脐了。”

林淑娴点头，从针线筐里拿出块蓝布：“这是上次张阿婆送的，劳动布，耐洗。我想着做两件小褂子，再缝个小肚兜，省得总换。”

正说着，外面的雨下大了，雷声轰隆隆滚过头顶。安安被吓得一哆嗦，小嘴一撇要哭。李振邦赶紧捂住孩子的耳朵，哼起前世母亲哄他的苏北小调：“月儿明，风儿静，树叶儿遮窗棂啊......”

安安的哭声止住了，眼睛半睁半闭，小手抓着李振邦的衣领。林淑娴点亮煤油灯，昏黄的光把三人的影子投在墙上，忽明忽暗。她拿起针线，开始缝衣服，针脚细密均匀——这手艺是她当姑娘时跟着母亲学的，那时家里穷，衣服破了都是自己补。

“今天去街道，张阿婆说她儿子月底就能回来。”林淑娴穿针引线，“街道给安排了码头仓库的工作，管登记货物进出，月薪四十二块，还管一顿午饭。”

李振邦心里替张阿婆高兴。去年冬天，张阿婆儿子在朝鲜负伤被俘的消息传来，老人哭了好几天，现在终于能团聚了。他想起审讯时遇到的那些敌特，同样是人，有人为了家国流血，有人却为了私利破坏，两种选择，两种人生。

雨下到后半夜才停。第二天清晨，李振邦骑车上班时，空气里满是泥土和青草的味道。街道两旁的梧桐树叶子被洗得发亮，几个里弄干部正往墙上贴爱国卫生运动的宣传画，画上面是个穿工装的工人，手里拿着扫帚，旁边写着“除四害，讲卫生，保健康”，红漆字很醒目。

局里大院里，几个年轻警员正在练擒拿，蓝布制服的后背全湿透了。老吴站在台阶上，手里拿着个文件夹，看见李振邦，赶紧跑过来：“振邦，出事了！南京路百货公司查出假布票了！”

技术科的小平房里，老刘正趴在桌上用放大镜看布票。见李振邦进来，他推了推眼镜，把两张布票放在一起：“左边是真的，右边是假的。你看真票的纸张，里面混着棉纤维和麻纤维，对着光看能看见细小的丝；假票用的是普通木浆纸，摸起来发滑，还容易破。”

他又拿出碘酒，往两张布票上各滴了一滴：“真票的油墨是进口快干型，碘酒擦不掉；假票用的是普通印油，一擦就花。”碘酒划过假布票，上面的“上海市纺织局”字样果然晕开了，变成模糊的蓝黑色。

“谁发现的？”李振邦拿起假布票，对着光看——假票的印花模仿得很像，连编号的字体都差不多，不仔细看根本分辨不出来。

“百货公司的售货员小王，”老吴说，“她卖布的时候，觉得布票手感不对，就扣下来了。那个顾客是个女工，叫陈桂英，说是从黑市上换的，花了三块钱，想给孩子做新衣服。”

三块钱不是小数目，相当于普通工人十天的工资。李振邦皱了皱眉：“陈桂英在哪？带来问话了吗？”

“在审讯室呢。”老吴递过一杯水，“小孙正在问，她说是通过邻居介绍，在闸北区的‘利民杂货店’后院交易的，接头的是个戴草帽的男人，看不清脸，只知道左手小指少了一截。”

又是左手小指少了一截！李振邦心里一沉——李德明虽然死了，但他的同伙还在活动。“立即派人去‘利民杂货店’，先摸点，别打草惊蛇。”他拿起假布票，“老刘，能不能从油墨和纸张判断，假票是在哪印的？”

老刘点头：“纸张是上海造纸厂的‘工农牌’，很常见；油墨是‘英雄牌’印油，一般印刷厂和文印室都有。不过假票的印刷精度很高，得用至少四开的油印机，普通小作坊没这设备。”

李振邦让老刘把假布票的特征记录下来，发给全市各印刷厂和文印室，同时让小孙带着人去闸北区摸点。他自己则去了审讯室，想从陈桂英那里问出更多细节。

审讯室里，陈桂英坐在椅子上，双手绞在一起，眼睛红红的。她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袖口磨出了毛边，手指上有很多老茧——一看就是常年干活的工人。

“你再想想，那个戴草帽的男人，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李振邦坐在她对面，语气很缓和，“比如说话的口音，或者身上的味道？”

陈桂英抬起头，眼泪掉了下来：“我...我没敢多看。他让我把钱放在墙角的砖缝里，然后自己去拿布票，全程没说话。我只闻到他身上有股油墨味，跟我们厂里文印室的味道一样。”

“你们厂？哪个厂？”

“国棉十七厂，我在织布车间。”

李振邦心里一动——国棉十七厂是上海最大的棉纺织厂，有自己的文印室，会不会和假布票有关？他让记录员把陈桂英的口供整理好，然后带着老吴去了国棉十七厂。

国棉十七厂在杨树浦，厂区很大，机器的轰鸣声几里外都能听见。厂长周桂兰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穿件灰色列宁装，短发梳得整整齐齐，说话很干脆：“李科长，你们来得正好！我们正想向公安局反映情况呢，上个月工会发布票，少了五张，查来查去都没找到下落。”

她把李振邦带到工会办公室，工会主席老马拿出一本厚厚的登记册：“你看，这是上个月的布票发放记录，每个工人签字领票，都有记录。但我们核对库存时，发现少了五张，编号是0312-0316，当时以为是登记错了，就没深究。”

李振邦翻到那一页，上面的签名都很工整，没有涂改的痕迹。“上个月有没有人离职或者调走？特别是负责发放布票的人。”

“有两个，”周厂长说，“一个是工会宣传干事赵秀英，调到文化局去了；另一个是厂办文印员刘玉兰，说是母亲病重，要回乡照顾，上个月十五号走的。”

“赵秀英？”李振邦心里一紧——这个名字他很熟悉，是李德明的养女，之前因为假侨汇券案被处理过。“刘玉兰的档案在哪？我们要看看。”

厂办的人事档案室里，刘玉兰的档案很简单：二十六岁，江苏启东人，丈夫是国棉十七厂的工人，1951年工伤去世，留下一个三岁的女儿；1950年进厂当文印员，负责油印文件和简报，工作表现一直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