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1章 秋暖（1/2）

安安满月这天，李振邦是被孩子的哭声惊醒的。天刚蒙蒙亮，窗玻璃上凝着层薄霜，林淑娴已经抱着安安在屋里踱步，轻声哄着：“安安乖，不哭了，妈妈在呢。”

他揉着眼睛坐起来，后颈还带着木床板的凉意。“怎么了？是不是饿了？”李振邦凑过去，看见安安的小脸皱成一团，小嘴不停嚅动，确实是饿了的模样。林淑娴解开衣襟喂奶，李振邦则去灶披间帮岳母烧火——每天这个时候，岳母都会煮一锅红糖鸡蛋，给林淑娴补身体。

煤球炉刚生着，烟从炉口冒出来，呛得李振邦咳了两声。岳母正蹲在地上剥鸡蛋，竹篮里的鸡蛋是张阿婆昨天送的，说是给安安满月添喜，蛋壳上还沾着点鸡粪，得仔细洗干净。“振邦，今天安安满月，你早点回。”岳母把剥好的鸡蛋放进铝锅，“俺跟淑娴说好了，中午包点饺子，再给安安剪点头发，包在红布里压枕头下，能保平安。”

“知道了，我尽量。”李振邦帮着添了块煤球，心里记着这事。局里最近忙秋收安保，每天都要去乡镇巡逻，但安安满月是大事，再忙也得赶回来。

早饭吃的红糖鸡蛋和窝头，林淑娴吃了两个鸡蛋，剩下的一个给了李振邦。安安吃饱了，躺在摇篮里，小眼睛睁得圆圆的，盯着天花板上的蛛网看。李振邦摸了摸孩子的小手，软得像棉花，心里软乎乎的——这是他这辈子第一个孩子，怎么疼都觉得不够。

推着自行车出门时，弄堂里已经热闹起来。3号门的王师傅正用竹竿晾衣服，见他路过，笑着喊：“李科长，安安满月快乐啊！晚上要不要来俺家喝两杯？”

“不了，谢谢王师傅，晚上得陪孩子。”李振邦也笑，脚下没停——今天要去嘉定区的合作社检查秋收后的粮食储存，得早点出发。

刚拐出弄堂，就看见张阿婆坐在门口的小马扎上，手里拿着个红布包。“振邦，等一下！”老人颤巍巍地站起来，把红布包递给他，“这里面是俺给安安做的小鞋子，针脚粗，别嫌弃。”

李振邦接过红布包，里面是双虎头鞋，布是用老人自己的旧棉袄改的，虎头绣得歪歪扭扭，却透着实在的心意。“谢谢您，阿婆，安安肯定喜欢。”

“喜欢就好，喜欢就好。”张阿婆笑得合不拢嘴，“俺儿子昨天从东北寄信来，说伤好得差不多了，下个月就能回上海了，到时候让他来给安安包红包。”

李振邦替她高兴，又说了几句吉祥话，才骑着自行车往局里赶。路上要经过上海火车站，这时候正是早高峰，人来人往，挑着担子的农民、拉着黄包车的师傅、背着包袱的旅客，挤在狭窄的街道上，吆喝声、车铃声混在一起，格外热闹。

他正骑着车，突然瞥见路边有个男人抱着个孩子，蹲在墙角抽烟。那男人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戴顶旧毡帽，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大半张脸。孩子看起来只有一岁左右，裹在件不合身的灰布襁褓里，一动不动，像是睡着了。

李振邦心里咯噔一下——作为警察，他对异常情况格外敏感。这男人看起来三十多岁，手背上有块疤，抽烟时手指不停发抖，眼神总是往四周瞟，不像普通带孩子的父亲。更可疑的是，孩子的襁褓明显太大，裹得严严实实，连鼻子都快遮住了，正常家长不会这么裹孩子。

他放慢车速，假装停车买烟，眼睛却盯着那个男人。烟摊的老板是个中年女人，正给客人拿烟，见李振邦看墙角，小声说：“公安同志，你别管那人，前两天就看见他在这，怀里的孩子总不动，怪吓人的。”

“他一直这样？”李振邦接过烟，故意问。

“是啊，每天早上来，蹲到中午就走，也不跟人说话。”老板压低声音，“有人问他孩子是不是他的，他就瞪眼，怪凶的。”

李振邦心里更确定不对劲。他掏出钢笔，在烟盒上写了“火车站南广场，可疑男子抱孩子，速来”，然后让烟摊老板帮忙转给附近巡逻的便衣——这是他们约定的联络方式，遇到紧急情况，通过固定摊贩传递消息。

安排好后，李振邦推着自行车，慢慢靠近那个男人。离得近了，他能看见孩子的小脸蜡黄，嘴唇干裂，确实是昏睡的样子，而且襁褓下面，似乎能看见孩子的小手被绳子捆着。

“同志，借个火。”李振邦蹲下来，假装要抽烟，眼睛却仔细观察男人的反应。

男人猛地抬头，眼神凶狠：“没火！”

“别这么大火气嘛，”李振邦故意拖延时间，“我看你家孩子睡得挺香，多大了？”

男人的身体僵了一下，没回答，反而抱着孩子想站起来走。就在这时，老吴带着两个便衣赶来了，从三面围了过来：“公安执行公务，不许动！”

男人慌了，抱着孩子想跑，却被老吴一把按住肩膀。孩子被惊醒，发出微弱的哭声，声音细得像小猫叫。李振邦赶紧解开孩子的襁褓，里面果然有根麻绳，捆着孩子的手腕，勒得皮肤都红了。

“孩子不是你的吧？”李振邦抱着孩子，用手摸了摸孩子的额头，有点烫，“说，孩子是哪来的？”

男人低着头，不说话。老吴拿出手铐，“咔嚓”一声铐住他的手腕：“到局里再说，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他们把男人带回局里，孩子则交给了女同事小王照顾。审讯室里，男人还是不肯开口，不管怎么问，都只是低着头。李振邦让小王给孩子喂点糖水，又找了件干净的小衣服给孩子换上——这衣服是林淑娴准备给安安穿的，还没来得及穿，正好给这个孩子用。

“你看看这个孩子，”李振邦把孩子抱到审讯室门口，让男人能看见，“才一岁多，发着烧，手腕被你捆得通红。你要是有孩子，能这么对他吗？”

男人的身体动了一下，抬头看了眼孩子，又赶紧低下头。李振邦继续说：“我们已经查了，你叫赵四海，山东人，1949年流落到上海，没有固定工作。这个孩子，是你三天前在闸北区的菜场偷的，对不对？”

其实他们还没查到这些，但李振邦故意这么说，试探他的反应。赵四海果然慌了，额头渗出冷汗：“我...我不是偷的，是...是别人让我带的。”

“谁让你带的？带去哪里？”

“一个叫‘老黑’的男人，”赵四海的声音发抖，“他让我把孩子带到十六铺码头，交给一个穿黑衣服的女人，给我五块钱。我...我不知道孩子是偷来的。”

李振邦知道他在撒谎，但现在不是逼他的时候——关键是找到“老黑”和其他可能被拐的孩子。他让老吴继续审讯，自己则带着小孙去十六铺码头调查。

十六铺码头是上海最大的货运码头，每天都有很多船进进出出，人流复杂。李振邦和小孙穿着便衣，假装成找工作的搬运工，在码头附近打听“老黑”的消息。

一个拉黄包车的师傅听说他们找“老黑”，压低声音说：“你们找他干嘛？那人可不是好惹的，听说专干拐孩子的勾当，把孩子带到外地卖，要是孩子不听话，就打断手脚，让孩子去乞讨。”

李振邦心里一沉——他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你知道他在哪吗？”

“就在码头后面的棚户区，有个破仓库，他经常在那待着。”黄包车师傅指了指码头西边，“你们小心点，他身边有好几个人，都带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