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5章 印厂（2/2）

离开印刷厂，李振邦让小孙回局里，把纸片和脚印拓片交给老陈化验，他和老吴去运输队——运输队叫“上海市第三运输队”，离印刷厂不远，在杨树浦路350号，有个大院子，停着十几辆卡车，大多是解放牌，只有两辆是万国牌。

找到队长王师傅，五十多岁，皮肤黝黑，穿蓝色工装，正给卡车换轮胎。“王队长，我们是公安局的，想了解一下你给第三印刷厂运废料的情况。”李振邦递过工作证。

王师傅的动作停了，有点紧张：“警察同志，怎么了？我都是按规矩运的啊。”

“3月10日、3月25日、4月5日，这三次运废料，为什么造纸厂的入库量比印刷厂的出库量少？”老吴拿出运输记录，放在他面前。

王师傅的脸白了，搓着手，半天没说话。李振邦耐心等了几分钟，他才开口：“是...是赵卫国让我这么做的。他说每次多装几十公斤废料，运到杨树浦的一个旧仓库，不要记在台账上，每次给我五十块钱。”

“旧仓库在哪里？具体地址。”

“在杨树浦路180号，以前是纺织厂的仓库，现在空着。”王师傅说，“我每次把废料卸在仓库门口，就走了，没见过其他人。赵卫国说会有人来取。”

“赵卫国怎么跟你联系的？什么时候让你开始这么做的？”

“去年十二月，他找到我，说有批‘货’要帮忙运，给的钱不少，我就答应了。他一般在夜班下班后跟我联系，要么在印刷厂门口，要么打电话到运输队办公室。”王师傅的声音发抖，“警察同志，我知道错了，我不该贪钱...”

李振邦没再追问，让他写了份证词，签上字，然后和老吴离开运输队，去了杨树浦路180号的旧仓库。仓库是红砖砌的，比印刷厂的旧车间大，门是木制的，没锁，虚掩着。推开门，里面堆着些废弃的布料和木箱，地上有几堆废纸边，和印刷厂的废料一样，上面沾着油墨。

“看来赵卫国把这里当中转站了。”老吴蹲下来，翻了翻废纸边，“这些纸边里说不定有凭证的碎片。”

两人在仓库里搜查了半个多小时，找到几张沾着油墨的纸片，上面有模糊的麦穗图案，和之前烧焦的纸片一致。李振邦把纸片收好，和老吴商量：“先不抓赵卫国，放长线钓大鱼，看谁来取这些‘货’。”

回到局里时，已经是晚上七点。小孙汇报，老陈的化验结果出来了：从印刷厂废料堆找到的纸片，是80克胶版纸，和宝山路仓库的一致，油墨成分含荧光增白剂，与烧焦纸片和刘明德指甲缝里的油墨完全相同；脚印拓片的尺寸和纹路，与赵卫国的解放鞋一致，右脚印的压力分布也符合他的步态。

“赵卫国就是赵永明，错不了。”李振邦坐在办公室里，翻着赵卫国的档案——档案是伪造的，写着“赵卫国，35岁，上海人，1948年在私营‘永兴印刷厂’当技术员”，但查不到“永兴印刷厂”的记录，显然是假的。

第二天，四月十二日，李振邦和老吴、小孙又去了印刷厂，这次以“员工体检”为名，让所有夜班工人去医务室检查。医务室在一楼，摆着两张病床，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正在准备血压计。

工人们排队体检，李振邦站在门口，仔细观察每个人的步态——孙建军、李大海、张红梅走路都正常，只有赵卫国，右腿落地轻，膝盖有点弯，和旧车间的脚印步态一致。

轮到赵卫国体检时，医生让他伸胳膊量血压，李振邦凑过去：“赵师傅，你右腿的旧伤是怎么弄的？”

赵卫国的身体僵了一下，说：“小时候爬树摔的，老毛病了。”

“摔的？我看像是枪伤。”李振邦盯着他的右腿，“抗战时当过兵？”

赵卫国的脸色变了，没说话，血压计的读数也高了。医生说：“血压有点高，注意休息。”

赵卫国没停留，体检完就走了。李振邦对老吴使了个眼色，老吴悄悄跟了上去——他们要搜查赵卫国的住处。

赵卫国住在闸北区的一个大杂院，在唐山路附近，院子里挤着七八户人家，晾晒的衣服挂满了绳子。他的住处是一间十平米的小屋，在院子最里面，门是木制的，挂着把铜锁。

老吴联系了居委会，拿到备用钥匙，打开门——屋里很简陋，摆着一张木床、一张书桌和一个木箱，地面扫得干净，床上铺着蓝布床单，叠着灰色被子。老吴和小孙开始搜查，书桌抽屉里放着几本印刷技术的书，有中文的，也有德文的，其中一本《凹版印刷工艺》的扉页上，写着“赵永明 1947”，是用钢笔写的，字迹工整。

“找到了！”小孙喊了一声，从床底的木箱里拿出两套灰色旧工装，都是塑料扣子，其中一套的左胸第二颗扣子掉了，留下一个线洞，旁边还放着个小铁盒，里面装着几枚灰色塑料扣，和李振邦之前找到的那枚尺寸、纹路完全一致。

木箱里还有一个黑色皮包，里面装着一本小笔记本，上面记着数字和符号：“3.15 50”“3.25 80”“4.5 60”，对应着三次多运的废料重量；还有几张纸条，写着“周三晚8点 送报”“周五早6点 取报”，应该是和谭工的联络暗号。

“证据确凿了。”老吴把工装和笔记本收好，“就等李副科长下令抓他了。”

下午，李振邦接到老吴的汇报，决定晚上行动——赵卫国夜班下班后，在印刷厂门口抓捕，避免在车间里影响其他工人。

晚上八点，印刷厂的夜班工人陆续下班，赵卫国走在最后，手里拎着个黑色皮包，里面装着工装。他刚走出厂门，埋伏在旁边的干警就冲了上去，按住他的胳膊。

“你们干什么？”赵卫国挣扎着，脸色铁青。

“赵永明，别装了，我们是公安局的。”李振邦走过去，拿出手铐，“你涉嫌伪造国家凭证、包庇杀人，跟我们走一趟。”

赵卫国的身体软了，不再挣扎，被干警押上了吉普。

审讯室在局里的地下室，墙壁是灰色的，摆着一张木桌和两把椅子。赵卫国坐在椅子上，低着头，双手放在桌上，手腕戴着手铐。李振邦坐在他对面，拿出证据——灰色工装、塑料扣子、德文手册、笔记本、脚印拓片，一一摆在桌上。

“赵永明，这些东西你认识吧？”李振邦的声音很平静。

赵卫国抬起头，看了看桌上的证据，叹了口气：“认识。”

“你为什么要隐姓埋名，用赵卫国的身份进第三印刷厂？”

“为了活命。”赵卫国的声音沙哑，“解放后，我知道中央印制厂的人都被调查了，我以前给国民党印过钞票，怕被抓，就伪造了身份，进了第三印刷厂。”

“谭工是谁？你们怎么联系的？”

“我只知道他叫谭工，广东口音，戴眼镜，穿灰色中山装。”赵卫国说，“他去年十一月找到我，说给我钱，让我在印刷厂帮忙印点‘东西’，就是那些仿制的苏联凭证。我们每周三晚上在杨树浦的旧仓库见面，他给我图纸和油墨，我在夜班时试印，然后把印好的样品和废料一起运到旧仓库，他会派人来取。”

“刘明德是你杀的吗？”李振邦问，盯着他的眼睛。

赵卫国猛地抬头，摇头：“不是！我和刘明德是师兄弟，民国三十五年在中央印制厂一起学的制版，我怎么会杀他？”

“那你知道谁杀了他吗？他为什么会死？”

“我不知道他死了...”赵卫国的声音发抖，“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四月七日，在旧仓库，他说谭工让他加快制版速度，他有点担心，说那些凭证不对劲，像是要用来骗苏联人的物资。我让他小心点，别多问，没想到他...他竟然死了。”

“你们印的凭证有多少？运到哪里去了？”

“我一共印了五百多张样品，都交给谭工了，他说会有人运到香港。”赵卫国说，“正式的凭证不是在印刷厂印的，是在宝山路的仓库，刘明德负责制版，我帮忙调试机器，印了大概两千多张，都被谭工运走了，具体运到哪里我不清楚。”

“谭工的真实姓名是什么？他还有哪些同伙？”

“我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也不知道他的同伙。”赵卫国摇头，“他很小心，每次见面都戴口罩，说话只说任务，不问其他的，给我的钱都是现金，没有银行转账。”

审讯持续到凌晨一点，赵卫国交代了很多细节，但关于谭工的真实身份和下落，还是没线索。李振邦让干警把他押回看守所，自己则留在办公室，整理审讯记录。

老陈敲门进来，手里拿着新的化验报告：“振邦，从赵卫国住处找到的纸片，上面的油墨有特殊成分，和香港利丰商行进口的油墨一致，而且纸片上的徽记，是用罗兰印刷机印的，参数和第三印刷厂的1号机完全相同。”

“看来正式的凭证也是用罗兰机印的，宝山路仓库里的那四台就是。”李振邦说，“谭工现在肯定还在上海，他要处理那些凭证，不会轻易离开。”

凌晨两点，李振邦才回家。弄堂里静悄悄的，只有路灯亮着，投下长长的影子。他推开门，岳母还在厨房等他，锅里温着银耳汤，飘着甜香。

“淑娴睡了吗？”李振邦问，脱下中山装，挂在衣架上。

“睡了，今天孩子动得厉害，她折腾到十一点才睡。”岳母端来银耳汤，“快喝点，补补身子，看你眼睛都红了。”

李振邦坐在桌边，喝着银耳汤，甜而不腻，暖到胃里。他想起赵永明——一个有技术的人，为了钱和活命，走上了歪路，可惜了。

喝完汤，他轻手轻脚走进卧室，林淑娴侧躺着，眉头微皱，像是没睡熟。他坐在床边，轻轻抚摸她的肚子，感觉到里面的小生命动了一下，心里一阵温暖。

回到书房，李振邦打开台灯，写下今天的审讯记录，然后在笔记本上列出新的疑问：

1. 谭工的真实身份是什么？是否与香港利丰商行有关？

2. 两千多张伪造凭证的下落？是否已经流入市场或运往香港？

3. 刘明德的死是否与发现凭证的真实用途有关？凶手是谭工还是其他人？

4. 赵永明提到的“运到香港”，具体是通过什么渠道？

窗外的天快亮了，东方泛起鱼肚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