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5章 印厂（1/2）

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一日，天刚蒙蒙亮，局里食堂的烟囱就冒了青烟。李振邦走进食堂时，大师傅正用铁铲翻动锅里的稀粥，粥水泛着白泡，米沉在锅底，能清晰看到碗底的花纹。他拿了两个实心馒头，是昨天剩下的，表皮有点硬，又盛了一碗稀粥，就着碟子里的酱萝卜干——萝卜干切得细，咸度刚好，是食堂老张的手艺。

“李科长，今早又去外头查案？”老张擦着手问，手里还拿着块抹布。

“去杨树浦那边。”李振邦咬了口馒头，馒头渣掉在桌上，他伸手抹进嘴里，“中午可能不回来吃了。”

“那我给你装两个馒头带上。”老张说着，从竹筐里拿了两个热馒头，用油纸包好，递过来。

李振邦接过，塞进中山装内袋，油纸的温度透过布料传过来，暖了暖肚子。他喝光稀粥，擦了擦嘴，往办公楼走——老吴和小孙已经在门口等了，两人都穿了便装，老吴是灰布中山装，小孙是蓝色工装，手里拎着个黑色皮包，里面装着《上海市工厂安全生产检查细则》和空白检查记录表，还有相机和卷尺——这是“安全生产检查小组”的全套装备。

“都备齐了？”李振邦问，指了指小孙的包。

“齐了，李科。”小孙打开包，翻了翻，“检查细则、登记表、相机、卷尺，还有手电筒，以防去仓库查。”

老吴补充道：“我还跟局里要了第三印刷厂的基本资料，厂长叫周德贵，五十七岁，山东人，抗战时参加过游击队，解放后调来当厂长。厂里有四个车间，主要承印政府文件和教科书，夜班工人一共十二个，都是去年下半年招的。”

李振邦点点头，三人坐上局里的吉普，往杨树浦去。车开得慢，早高峰的街上人多，自行车、三轮车挤在一块，还有拉货的板车，车夫喊着“让让”，声音洪亮。李振邦看着窗外，脑子里过着检查流程——先见周德贵，看安全生产台账，再去车间查设备，重点盯夜班工人的工装和步态，最后去废料处理车间核对记录。

四十多分钟后，车到了第三印刷厂。厂子在杨树浦工业区，周围都是纺织厂和机械厂，烟囱林立。印刷厂是栋红砖楼，四层，窗户又高又窄，窗框是铁的，锈迹斑斑。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写着“上海市第三印刷厂”，下面还有行小字“国营”。两个穿蓝色工装的工人在扫地，扫帚是竹编的，扫得地面扬起细灰，空气中飘着油墨和纸张的混合味，有点刺鼻。

三人下车，走到门卫室。门卫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姓杨，穿褪色的蓝色制服，戴着顶旧帽子，正趴在桌上看报纸。

“您好，我们是市安全生产检查小组的，这是证件。”李振邦递过介绍信和工作证，介绍信上盖着“上海市工业局安全生产办公室”的红章，是提前开好的。

老杨接过，眯着眼看了半天，又把证件递给旁边的年轻门卫，两人嘀咕了几句，才打电话给厂长办公室。没过多久，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快步走出来，穿洗得发白的中山装，领口扣得严严实实，头发梳得整齐，手里攥着个笔记本——正是厂长周德贵。

“欢迎欢迎，领导辛苦！”周德贵快步上前，伸手要握，手掌粗糙，带着老茧，“我是厂长周德贵，早就接到通知，说今天有检查，都准备着呢。”

“不用特意准备，我们随便看看，按流程来。”李振邦握了握他的手，“先去你办公室看台账，然后去车间。”

周德贵的办公室在一楼，不大，摆着一张木桌、两把椅子和一个文件柜。桌上堆着几本台账，最上面的是《设备维护记录》。李振邦拿起翻开，里面用钢笔写着每天的维护情况，字迹工整，3月10日那页写着“罗兰202型印刷机1号机，更换滚筒轴承，操作员：赵卫国”，4月2日写着“罗兰202型印刷机2号机，校准油墨刮刀，操作员：孙建军”。

“夜班的设备维护是谁负责？”李振邦问，手指停在“赵卫国”的名字上。

“主要是赵卫国，他技术好，去年十月调来的，以前在私营印刷厂干过，懂罗兰机。”周德贵站在旁边，有点紧张，手不自觉地搓着笔记本，“夜班工人都是他带的，有什么技术问题都找他。”

“夜班考勤表给我看看。”

周德贵从文件柜里拿出考勤表，翻开——夜班是晚上八点到凌晨四点，每天两人值班，赵卫国几乎每天都在，只有3月15日和4月2日调了白班。李振邦记下这两个日期，和之前钱仁安来访的时间对上了。

“走吧，去车间。”李振邦合上台账，起身。

车间在二楼，刚走到楼梯口，就听见机器的轰鸣声，震得地面都有点抖。推开门，一股浓重的油墨味扑面而来，比门口的更浓。车间里摆着四台印刷机，都是罗兰202型，深灰色机身，上面沾着点黑色油墨。工人们穿着统一的蓝色工装，围着机器忙碌，纸张在滚筒间穿梭，“哗啦啦”响。

李振邦放慢脚步，目光扫过工人们的工装——新款工装是深蓝色，棉质，左胸印着“上海三印”的白色厂徽，扣子是黑色金属的，直径2厘米，边缘光滑；只有两个老师傅穿的是老款灰色工装，塑料扣子，直径2.5厘米，边缘有斜纹，其中一个老师傅的工装左胸第二颗扣子掉了，用线缝了个布扣代替。

“周厂长，老款工装怎么还在穿？”李振邦问，指了指那两个老师傅。

“他们舍不得扔，说老工装穿着舒服。”周德贵解释，“去年十二月开始换新款，老工装都让交上来统一处理，这两位师傅说家里困难，想留着当便服，我就同意了。”

李振邦没说话，走到赵卫国负责的1号印刷机旁。赵卫国正弯腰调试滚筒，穿的是新款蓝色工装，扣子都扣得整齐，头发有点长，遮住了额头。他调试的动作很熟练，左手扶着滚筒，右手转动调节旋钮，手指修长，虎口处有块老茧——是长期握刻刀留下的，和刘明德手上的很像。

“赵师傅，这机器用着还行？”李振邦凑过去，声音提高，盖过机器的轰鸣。

赵卫国抬起头，眼神有点警惕，点了点头：“还行，就是有时候油墨会漏。”

“漏墨的问题报上去了吗？维护记录里没写。”李振邦翻了翻手里的设备维护记录。

赵卫国愣了一下，说：“小问题，我自己能修，就没报。”

李振邦“哦”了一声，目光落在他的右腿上——赵卫国站着的时候，右腿稍微有点弯曲，重心放在左腿上，走路时右腿落地比左腿轻，像是有旧伤。他不动声色地记下，又走到其他机器旁，问了几个工人设备的情况，重点看了他们的工装扣子，都是黑色金属的，没有灰色塑料扣。

从车间出来，三人去了废料处理车间。车间在一楼角落，不大，堆着成捆的废纸边和废弃印刷品，用麻绳捆着，上面贴着标签，写着日期和重量。两个工人正在打包，用铁钳把麻绳勒紧，“咯吱”响。

“废料怎么处理？”老吴问，拿起一张标签看，上面写着“4月10日，废纸边，150公斤”。

“每天下午五点，运输队来拉，运到造纸厂回炉。”负责废料处理的车间主任姓刘，是个矮胖的中年人，递过来一本《废料出库登记台账》，“每车都有记录，运输队签字，我们这边也签字，一式两份。”

老吴接过台账，翻开仔细看，李振邦和小孙也凑过去——台账上记录得很详细，日期、重量、运输队司机姓名、签字，一目了然。但翻到3月和4月的记录，老吴发现了问题：3月10日，登记出库200公斤，运输队签字是王队长，但造纸厂的入库记录只有150公斤，差了50公斤；3月25日，出库230公斤，入库只有150公斤，差了80公斤；4月5日，出库180公斤，入库只有120公斤，差了60公斤。

“刘主任，这三次怎么差这么多？”老吴指着台账上的红圈，“造纸厂的入库记录我们查了，和你们的出库对不上。”

刘主任的脸色变了，搓着手：“这...可能是运输路上掉了？王队长跟我说过，有时候路不好走，麻绳松了，会掉几包。”

“掉了为什么不报备？也没有损耗记录。”李振邦追问，眼神锐利。

“这...我以为是小问题，王队长说他会处理，我就没报备。”刘主任的声音变小了，不敢看李振邦的眼睛。

李振邦没再追问，走到废料堆旁，假装看废纸边，手指在里面翻了翻——大多是普通的书写纸，印着政府文件的边角，突然摸到一张沾着油污的纸片，比其他纸厚，质地挺括。他趁人不注意，把纸片塞进兜里，又继续翻了翻，没再发现异常。

中午，三人在厂食堂吃饭。食堂在一楼，用木板隔成的，摆着几张长桌，工人们拿着铝制饭盒排队打饭。今天的主菜是白菜炖粉条，飘着几点油花，每人一勺，主食是馒头或米饭，限量供应。李振邦要了两个馒头，一碗白菜炖粉条，和老吴、小孙坐在角落。

“那纸片得让老陈化验。”李振邦压低声音，从兜里掏出纸片，用油纸包好，递给小孙，“上面有半个徽记，看着和之前的像，你下午回局里，让老陈重点查纸张和油墨成分。”

“好。”小孙接过，塞进内袋。

老吴咬了口馒头，说：“夜班工人我都记下来了，除了赵卫国，还有孙建军、李大海、张红梅，都是去年十月调来的，孙建军和李大海以前在纺织厂干过，张红梅是学徒，只有赵卫国是印刷出身。”

“赵卫国的步态有问题，右腿旧伤，和旧车间的脚印对得上。”李振邦喝了口菜汤，汤有点咸，“下午去门卫室查来访登记簿，重点看三月和四月的，特别是钱仁安来访那两天。”

饭后，周德贵要留他们休息，李振邦推辞了，说要去门卫室查安全记录。门卫室里，老杨正趴在桌上打盹，被叫醒后，有点迷糊，指着墙角的柜子：“来访登记簿在里面，从去年到现在的都有。”

柜子里堆着几本线装的登记簿，纸张泛黄，封面写着“来访登记 1952”。李振邦拿出三月和四月的，翻开——里面用毛笔写着来访人员的姓名、单位、事由、时间，字迹有的工整，有的潦草。翻到3月15日，一行字映入眼帘：“来访者：钱仁安，单位：沪江文化用品商店，事由：洽谈业务，时间：14:15-14:40，接待人：周德贵”；4月2日：“来访者：钱仁安，单位：沪江文化用品商店，事由：洽谈业务，时间：10:00-10:20，接待人：周德贵”。

“老杨，3月15日下午，钱仁安来的时候，你一直看着他吗？”李振邦问，手指停在“14:15-14:40”的时间上。

老杨想了想，拿起桌上的搪瓷杯喝了口水：“那天下午我当班，钱同志是走路来的，穿灰色长衫，戴顶帽子。他先跟周厂长在门口说了几句，大概十分钟，然后说要上厕所，往东边的小路走了——那边有个公共厕所，离旧车间近。他去了大概十五分钟才回来，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个牛皮纸包，不大，揣在怀里，然后就走了。”

“东边小路通哪里？旧车间是干什么的？”

“小路通旧车间和仓库，旧车间是以前的制版车间，去年设备搬走后就空了，里面堆着些废弃的机器零件。仓库放的是纸张和油墨，有锁。”老杨说，“我当时在整理报纸，没跟过去，就听见旧车间那边有‘叮当’的声音，像是金属碰金属，没在意。”

李振邦让老杨带路，去东边小路。小路是土路，坑坑洼洼，两边长着杂草，走了大概五十米，就到了旧车间。车间是红砖砌的，门是铁皮的，锈迹斑斑，上面挂着把大锁，锁芯里都是灰尘，像是很久没开过了。窗户用木板钉着，木板之间有缝隙，能看到里面堆着的旧机器。

“最近有人来过这里吗？”李振邦问，蹲下来看地面——土路上有凌乱的脚印，有的清晰，有的模糊。

“没见过，除了打扫卫生的，没人来。”老杨说。

李振邦用手电筒照向地面，仔细看那些脚印——其中一组脚印很清晰，长度约25厘米，鞋码大概42码，鞋底是解放鞋的纹路，右脚印的后跟压力面只有左脚印的三分之二，边缘有拖痕，说明走路时右腿用力小，有旧伤，和赵卫国的步态一致。他让小孙用相机拍下脚印，又用石膏粉拓印了一个，装在物证袋里。

从旧车间出来，三人回到办公楼，周德贵正在办公室等他们。

“周厂长，3月15日和4月2日，钱仁安来洽谈业务，具体谈的是什么？”李振邦问，坐在椅子上，身体前倾。

周德贵擦了擦汗，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口：“他说想让我们印一批文化用品，比如笔记本封面，我跟他说我们厂只承印政府订单，不接私活，就婉拒了。他没多说，坐了会儿就走了。”

“他去旧车间那边，你知道吗？”

周德贵愣了一下，摇头：“不知道啊，他说去厕所，我以为他去了办公楼的厕所，没想到去了旧车间那边。”

李振邦盯着他的眼睛，看他不像撒谎，就没再追问：“今天先查到这里，台账我们借走，明天送回来。有问题我们再联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