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4章 神学辩论（1/2）

在朱由检于暖阁中独自咀嚼着“千古罪人”的苦涩时，远在伦敦白厅宫的查理一世，却将这位东方皇帝视作了上帝派来拯救他的天使与恩人，其感激之情几乎满溢。

朱由检不仅派来了威廉·柯林斯与那支如定海神针般、完全听命于他的精锐之师，更有一份足以让他从绝望中喘息的厚礼——大明帝国将出手，为他一次性还清那笔压得他几乎窒息的、高达九十万英镑的巨额战争贷款！

当然，这九十万并非慷慨的赠与，大明还没富裕到那个地步。但它给出的条件，优厚得让查理一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笔巨款将以无息贷款的形式，由大明先行垫付，而后由英国王室在五十年内分期偿还，并且，前三十年为纯免还的宽限期，从第三十一个年头才开始支付第一笔款项。

当威廉·柯林斯带着这份协议，向查理一世传达朱由检的原话时，这位英国国王的内心受到了何等的震撼与抚慰。

“陛下，”威廉微微躬身，“大明皇帝特地嘱咐，请您千万莫要将此事放在心上。此番举动，不过是大明对昔日曾慷慨给予大明诸多便利的一份微末回礼。如今，只是将这份旧日的情谊与礼物，略作奉还而已。”

这话语，如同最高明的外交艺术，将一场赤裸裸的、足以掌控一国命脉的金元政治，包装成了温情的、基于古老友谊的互相馈赠。

借钱给你，替你解了燃眉之急，还给了你一个几乎无法拒绝的、长达半世纪的还款计划，最后，还给了你一个天大的面子——仿佛接受这份帮助，是在成全大明皇帝“知恩图报”的美德。

查理一世还能说什么呢？

在绝对的“恩惠”与恰到好处的“体面”面前，他只能满怀感激地、甚至是带着一丝羞愧地，收下这份沉重的“礼物”，并将朱由检的画像与上帝并列，置于他心中最崇高的位置。

朱由检替国王结清债务的举动，如同一剂强心针，注入了查理一世疲惫的躯体。然而，这剂良药在威斯敏斯特宫这座政治染缸里，却引发了截然不同的化学反应。

当查理一世携着威廉·柯林斯，意气风发地踏入下议院，以前所未有的底气宣布“困扰王国的巨额债务，已得友邦慷慨援手，即将清偿”时，他预期的欢呼与感恩并未出现。

回应他的，是一片死寂的沉默。

这沉默并非震惊，而是一种带着戒备与算计的、令人窒息的凝滞。议员们面面相觑，眼神交错间传递着不安与疑虑。他们赖以钳制王权最有效的武器——财政枷锁——竟被来自东方的力量轻易熔断。

很快，这片沉默被一种刻意营造的喧嚣所取代。

“陛下！”

一位议员猛地起身，仿佛没听见债务解决方案，转而慷慨陈词，“我们此刻更应关注的，是英格兰灵魂的纯洁！是国教会的地位正遭受何等隐秘的侵蚀！”

“说得对！”

另一位立刻接口，将话题引向更虚渺的领域，“真正的危机在于根基！在于我们古老的宪政传统与自由，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我们必须深入探讨，何为真正的民主精神……”

霎时间，议会大厅变成了哲学讲堂与神学辩论场。

他们巧妙地避开了“债务已清”这个让国王占据绝对优势的现实议题，转而用“民主”、“宗教”、“自由”这些宏大而空泛的概念，织成一张厚厚的迷雾，试图掩盖他们权力根基被动摇的恐慌。

威廉冷眼旁观着这场政治表演，嘴角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讥诮。

他低声对身旁的国王说道：“陛下，您看到了吗？对于溺水之人，您抛去的救生绳索，在他们眼中，有时比滔天巨浪更令人恐惧。因为他们害怕的从来不是溺水，而是被拉上一条无法掌控的船。”

对于跟随威廉远渡重洋来到英伦的那五千名老兵而言，什么天主教、路德宗、加尔文宗，乃至英国国教……这些让欧罗巴人刀兵相见、血流成河的教派名目，不过是一堆毫无意义的、聒噪的异域名词。

他们完全听不懂，也根本没兴趣去弄懂。

在他们的认知里，世界本该是大明那样的。

你可以拜你的佛，追求涅盘寂静；

他可以敬他的三清，寻道法自然；

哪怕你去信那些赤脚披发的夷神，只要安分守己，官府也懒得管你。

当然了，前提是别信过了头，去信什么鼓动信徒“无生老母，真空家乡”、聚众抗粮造反的邪教——那可是要掉脑袋的，朝廷剿灭起来绝不会手软。

这种深入骨髓的宗教实用主义与政治优先的观念，让他们看着英国人为一个教堂里该不该放雕像、圣餐代表什么意义而打得头破血流时，眼神里充满了难以理解的困惑，甚至是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蔑。

比如，下面这几个场景。

“迷途的羔羊，皈依唯一的、神圣的、大公的教会吧！这是基督在世间建立的堡垒，唯有通过她，上帝才能引领你的灵魂前往天堂。”

“等会儿。为啥就你家这‘教会’能带路？天堂是你家开的铺子，只认你家开的路引？俺们那儿，和尚庙、道士观，条条大路通罗马……呃，是通地府，各走各的，也没见谁把门给堵死了啊。”

“..................”

“朋友，你需明白，人无法通过善行换取救赎。你的善举在上帝眼中如同污秽的衣服。唯有凭借纯粹的信仰，才能被称为义人，蒙神恩典。”

“啊？照你这么说，我战场上帮弟兄挡刀，平日里孝敬爹娘，这些好事都白干了？一点用没有？那……那天老爷……不，你们这上帝，是咋评判好赖的？就看谁嘴上喊得响？这不公道吧？”

“…… ……”

“不要徒劳地试图用行为取悦神！得救与否，全然是上帝在创世之前就已预定的。祂已拣选了祂的选民，而非出于我们任何的行为，包括你那‘不刻意’的善行。”

“啥？早就定好了？那我们还在这儿忙活个啥？吃饭睡觉不就行了？你说善行不能刻意，那咋才算不刻意？我顺手救个孩子，还得先忘了自己是好心才行？你们这规矩……比操典还绕，忒累得慌！”

“…… ……”

以上所有对话均发生在伦敦街头，由伦敦居民和大明官兵完成。

这种源自不同文明底层的思维鸿沟，使得任何试图进行的传教，都变成了鸡同鸭讲的喜剧。

大明士兵们并非反对，他们是根本无法理解，这些欧罗巴人为何要为这些“虚头巴脑”、无法验证且不产生实际效益的问题，争得头破血流。

而这，便是最真切的文化冲突。

面对大明士兵那套基于世俗生活逻辑的诘问，天主教神父选择了沉默。

在英国，他们本就是被压制、被怀疑的一方，任何激烈的辩驳都可能招致更严厉的迫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新教的牧师们也大多保持了克制。

他们的信条核心是“因信称义”，信仰是个人与上帝之间的事，重在内心的皈依而非外部的强求。

既然这些东方人冥顽不灵，那便不是上帝预定的选民，无需强拉。

但问题，恰恰出在了清教徒那里。这些信奉加尔文宗最严格教义的清教徒，与前述两者截然不同。他们不仅是信仰的践行者，更是自以为的“上帝之国”在人间的建造者与监督者。

他们的信仰，要求他们必须按照严苛的教义来改造整个社会，清除一切“不洁”与“异端”。

“等等，俺还没明白！”

就在那清教徒阴沉着脸准备转身离开时，一个嗓门洪亮的大明老兵不依不饶地追上前一步，脸上写满了较真儿的困惑。他身边的几个同伴也围拢过来，显然，这帮“丘八”和这群神情冷峻的清教徒杠上了。

那老兵双手一摊，用带着浓重口音的官话，对着通译大声问道，目光却直直钉在清教徒脸上：

“你刚才叭叭说了半天，说你们是啥……上帝在人间的建造者？监督者？俺就想不明白了——”

他猛地提高嗓门，抛出了那个在清教徒听来大逆不道、却再朴实不过的问题：“凭啥啊？谁定的规矩？你让上帝出来，当面跟俺们说明白喽！他老人家要是不出来说道说道，俺咋知道你不是扯虎皮当大旗呢？”

“轰——”的一声，周围的其他士兵们爆发出一阵哄笑，纷纷附和：

“就是！空口无凭嘛！”

“对嘛！让上帝出来画个押，俺们就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