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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的目光瞬间都投向了带队太医和领队的哨官。空气仿佛凝固了。火把的光芒在每个人涂着油彩（防护用）的脸上跳跃，映出他们眼中剧烈的挣扎。

那太医嘴唇哆嗦着，他不敢靠近，只是远远看着女童的状况，随即痛苦地闭上了眼睛，摇了摇头。高烧，淋巴肿溃烂，黑斑……已是鼠疫重症，回天乏术。而且，她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传染源。

哨官的手紧紧攥住了刀柄，指节因用力而发白。他看向太医，声音干涩：“大人……沈阁老的命令是……‘绝户’……‘一切可能沾染秽毒之物，尽数焚毁’。” 他特意加重了“一切”两个字。

按照这个时代对待类似情况的通常做法，尤其是在军中和一些极端疫情下，为了杜绝后患，将这种明显无法救活且极具传染性的幸存者一并处理掉，并非没有先例。甚至可以说是最“理智”、最“常见”的选择。长痛不如短痛，牺牲个体，保全大局。

太医的额头渗出冷汗，他看着那女童茫然无助的眼神，医者的仁心与防疫的残酷现实在他内心激烈交战。他知道，带走她，几乎不可能救活，反而会让护送她的人暴露在极高的风险之下，甚至可能将疫情带往他处。留下她……或者……

就在这时，一名兵丁低声提醒道：“哨官，太医，火油都已泼洒得差不多了，风向正好，再耽搁恐怕……”

哨官猛地一咬牙，眼中闪过一丝狠厉与痛苦混杂的神色，他对着旁边手持长枪的兵丁使了个眼色。

那兵丁脸上掠过一丝不忍，但军令如山，他咽了口唾沫，上前一步，将手中长枪调转，用枪杆尾端，小心翼翼地、带着一种避免直接接触的嫌恶，插向女童的腋下，试图将她拨弄回灶房的柴草堆上。动作生硬而笨拙，带着这个时代兵士处理此类“污秽”之物时特有的、近乎本能的粗粝。

女童似乎被这触碰惊动，发出一声更加微弱的呜咽，瘦小的身体蜷缩了一下。

“动作快些！”哨官扭过头，不忍再看，厉声催促道，声音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那兵丁不敢再看女童的脸，手上加了几分力，用枪杆连扒拉带推，总算将那小小的、滚烫的（因高烧）身体，弄回了灶房内，使其倒在柴草之上。

太医深吸一口气，仿佛用尽了全身力气，哑声道：“……可以了。”

这个提议，是一种残酷的折中。不亲手杀死，但也不施救，将其与这死亡之地一同化为灰烬，本质上结果一样，却让执行者在心理上稍微好过一点，也能在程序上勉强说得通——他们焚烧的是被污染的“物体”，包括这具尚存一息但已被视为“污染源”的生命。

哨官沉默地挥了挥手。

兵丁们迅速退开，最后几桶火油被奋力泼洒向那间灶房及其周围。

不久之后，一支火把被扔进了泼满火油的村庄边缘。

“轰——！”

烈焰瞬间腾起，贪婪地吞噬着一切。木结构的房屋、干燥的草料、家具、以及那些紫黑的尸骸……还有那间灶房里微弱的气息。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夹杂着皮肉骨骼燃烧的噼啪声和难以形容的气味，映红了半边天际，远在十数里外都能看见。

这支执行任务的队伍，沉默地站在上风处的安全距离，所有人都脱下了沉重的头套，默默地望着那片在烈火中扭曲、崩塌、最终将归于虚无的村庄。那个用长枪扒拉女童的兵丁，死死盯着燃烧的灶房方向，嘴唇紧抿，脸色在火光映照下显得异常苍白。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没有胜利的喜悦，只有执行必要之恶后的沉重与压抑。

几天后，关于“洼里屯”因抗拒防疫、隐匿疫情而阖村死绝，最终被官府焚村化为白地的告示和简图，贴遍了京师及其周边所有管控区域。那文字描述的惨状和图画上象征性的黑色尸体与冲天烈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视觉与心理冲击。

原本喧闹的市井，议论纷纷的茶楼，甚至那些私下里抱怨官府的百姓，在看到这血淋淋的“榜样”后，都陷入了短暂的死寂。紧接着，是对防疫条令空前的顺从与敬畏。

没有人再敢轻易质疑隔离的必要，没有人再敢公然抗拒消毒和尸体上交火化。因为所有人都明白，沈阁老和他的防疫指挥部，是认真的。不配合的下场，不是简单的牢狱之灾，而是真正意义上、彻彻底底的——毁灭。

沈惊鸿用洼里屯的灰烬，在这惶恐的人心上，狠狠地烙下了一道名为“敬畏”与“服从”的铁律。抗疫之战，在悲怆与残酷中，进入了更加铁血、却也更加“高效”的阶段。只是，无人知晓，那位下达“焚村”命令的阁老，在深夜独处时，眼前是否会闪过那冲天火光，以及那可能存在于火光中的、一双茫然无助的童稚眼睛。科学与理性指引着生存之路，但这路上的斑斑血迹，却沉重得让人难以呼吸。那长枪扒拉时的笨拙与冷酷，成为了这个时代对抗瘟魔最真实、也最无奈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