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2章 ∶方向盘上的灰围巾（1/2）

我撞开驾驶室门的那一刻，整辆公交车发出一声沉闷的、仿佛从锈蚀骨节里挤出来的呻吟——不是金属摩擦的尖啸，而是某种更古老、更钝重的叹息，像一具被钉在铁轨上三十年的躯体，突然睁开了眼。

车门没有机械臂的延时，没有感应器的微光闪烁，它只是在我指尖距门框尚有三寸时，无声滑开。滑得极顺，极冷，仿佛这扇门本就等我多年，只待我抬手一触，便自动卸下所有防备。门缝裂开的瞬间，一股陈年尘味裹着铁锈腥气扑面而来，不是车厢里常见的汗渍、塑料老化与廉价香薰混杂的浊气，而是一种干涸的、带灰烬余温的“静”——静得能听见自己耳道深处血管搏动的回响。

驾驶座空着。

不是寻常的空：座椅未塌陷，安全带垂落如初，方向盘中央的喇叭盖完好无损，连仪表盘上那枚小小的、印着“沪联公交”红字的塑料贴纸都纹丝未动。可这空，是被精心擦拭过的空，是被时间刻意剔除过人的空。我伸手按向座椅靠背——指尖触到一层薄薄的、近乎透明的灰膜，不粘手，却像一层凝固的呼吸，在我指腹离开的刹那，灰膜竟微微颤动，仿佛底下有活物正屏息吞咽。

然后我看见了那条围巾。

灰的。不是工业染色的灰，是旧棉线反复浆洗、暴晒、又经数十年阴潮浸润后沉淀出的灰——灰中泛青，青里透褐，像一块风干的人皮。它随意搭在方向盘上，松垮，慵懒，却诡异地绷着一股力道，仿佛刚被人取下，还留着体温的余韵。围巾末端垂落，不偏不倚，直直坠入油门与刹车踏板之间的窄缝里。那缝隙窄得仅容一根手指插入，可围巾末端却像被无形之手牵引，深深楔入其中，布料边缘甚至微微卷曲，仿佛已在那里蛰伏多年，静候一个掀动它的动作。

我蹲下身。

膝盖压过地面时，听见几声细微的“咔”，像是枯枝折断，又像某种甲壳类生物在暗处碎裂。我屏住呼吸，左手撑住驾驶台边缘，右手探入踏板缝隙。指尖触到围巾布料的刹那，一股刺骨寒意顺着指甲缝钻进骨头缝里——不是冷，是“失温”，是活物骤然被抽走所有热量后的真空感。我猛地攥住围巾一角，向上一掀。

围巾离位。

踏板下方，赫然压着一张照片。

它被踩得极实，四角微微卷起，边缘已脆化发毛，轻轻一碰便簌簌掉渣。我用拇指与食指最轻的力道将它拈起——照片离地三厘米时，我听见“嘶啦”一声极细的裂响，不是纸张撕裂，倒像什么薄薄的膜被强行揭起。

黑白。

不是数码复刻的冷调灰，是真正的银盐胶片褪色：背景深灰如铅云压顶，人物轮廓却浮着一层幽微的、蜡质般的光泽。五人并排站在一处公交站台前。站牌歪斜，铁架锈迹斑斑，顶端悬着一块木制站牌，字迹模糊难辨，唯独右下角一行小字清晰如刀刻：“113路·终末站”。

四张脸，清晰得令人心悸。

左一是个穿蓝布工装的男人，袖口挽至小臂，露出结实的小腿肌肉，他咧着嘴笑，缺了一颗门牙；左二是个扎羊角辫的女孩，约莫十岁，手里攥着半根冰棍，糖水正顺着她手腕往下淌，在照片上凝成一道褐色细线；中间是位戴圆框眼镜的老者，双手拄着乌木拐杖，镜片后目光沉静，嘴角却绷着一丝难以察觉的紧绷；左四是个穿的确良衬衫的青年，头发梳得油亮，正微微侧头，似乎在听谁说话，耳垂上一颗黑痣清晰可见。

而最右那人——

他穿着一身灰布衫。

不是围巾那种陈年灰，是新裁的、浆洗得硬挺的灰，领口扣得严丝合缝，袖口磨出了毛边，却依旧挺括如刃。他站得最直，肩膀微耸，像一截被钉进水泥地里的旧钢筋。可他的脸……

被刮了。

不是撕掉，不是烧毁，是刮。用钝器，反复地、耐心地、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恨意刮。照片表面覆着一层薄薄的银盐层，而那层银盐，在他面部区域已被彻底刮去——颧骨、鼻梁、眉弓、下颌线，全成了混沌的毛玻璃状白雾。雾中隐约透出底下的纸基纤维，像被砂纸打磨千遍的朽木。可就在那片惨白废墟的正中央，一点铜色，固执地亮着。

一枚校徽。

铜质，圆形，直径约两厘米。徽章中央是一本摊开的书，书页上蚀刻着三个繁体小字：“明德中”。书册两侧，各缠一条麦穗，麦芒根根分明，竟未被刮损分毫。它别在他灰布衫的第二颗纽扣上方，位置精准得如同用尺子量过。铜面氧化发暗，却仍泛着幽微的、内敛的光，像一只不肯闭上的眼睛。

我认得。

不是凭记忆，是凭骨头缝里钻出来的震颤。

那灰布衫的剪裁——左肩比右肩低三分，因为父亲少年时摔断过锁骨，接骨后留下微畸；那铜徽的磨损痕迹——右下角有一道细长划痕，是我七岁那年，用小刀偷偷刻上去的“爸”字，后来被他发现，只叹口气，拿砂纸磨平了，却没舍得换掉。

是他。

我父亲。

林振国。

1987年10月17日，晚21:43分，113路末班车自西郊枢纽站发车，途经七站，终点为“青龙潭”。此后再无此车次报站记录，无调度日志，无乘客投诉，无车辆回库。仅存一张手写调度单，墨迹洇开，最后一行写着：“113路·终末班·载客x5——林振国（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