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1章 洋务运动的问题（1/2）

赵秉钧端起盖碗茶，轻呷一口，打破了沉默，声音低沉而带着一丝探究：“月生贤侄，老夫心中有一惑，思之良久，今日不得不问。”他放下茶碗，目光如炬，“你出国前，蛰伏滇南，兴办实务学堂，授业解惑，却始终远离庙堂，不涉宦海。自海外学成归来，名动寰宇者，皆因那泰西格致之学、机器制造之术。然缘何此番，竟要在这远离根基的湖北，趟汉阳铁厂这潭浑水？”

他顿了顿，不等王月生回答，便以老辣的政治洞察力剖析开来：“此地，乃张香帅（张之洞）经营多年之‘南皮禁脔’，视为新政根基。然北洋李中堂（李鸿章）之势力，岂能坐视？盛杏荪（盛宣怀）此人，手腕通天，借督办铁路总公司、兼管招商局之势，早已将触角伸入湖北。汉阳铁厂，耗资千万，关系国朝自强命脉，更是两派角力之焦点！”

赵秉钧的声音愈发低沉严峻：“张香帅欲以铁厂为基，炼铁制械，巩固其‘湖北新政’之局。而盛杏荪，挟北洋之势，觊觎铁厂控制权久矣，意在将其纳入其‘轮、路、电、矿’一体之商业帝国，更欲借洋债、引洋股。此间矛盾，暗流汹涌，稍有不慎，便是倾轧之祸！更有甚者，”他眼中精光一闪，“东瀛日本，自甲午之后，对我汉冶萍（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垂涎三尺，其资本、技术、顾问，无孔不入，名为助我，实则欲控我命脉！英吉利商人，亦步亦趋，视长江流域为其禁脔，铁厂之利，岂容他人独占？此乃四战之地，贤侄你……何以自投罗网？”

饶是王月生洞悉后世汉阳铁厂的历史，也不禁暗自叹服赵秉钧的分析，精准点出了1900年底湖北，尤其是汉阳铁厂所处的复杂政治经济格局：

首先是张盛矛盾尖锐化：张之洞创建汉阳铁厂，初期因选址（远离原料产地）、技术路线（盲目选用贝塞麦酸法转炉，导致大冶含磷铁矿炼出的钢轨脆裂）、管理不善（官办衙门化）而亏损严重。1896年，在清廷压力下，张之洞被迫将铁厂“招商承办”，交给盛宣怀接办，引入“官督商办”模式。盛宣怀虽接手，但张之洞作为湖广总督，仍对铁厂保有巨大影响力（如对大冶铁矿、萍乡煤矿的控制权争夺），两人在铁厂经营方针、人事、财务乃至技术路线上（盛后来引入马丁炉碱性炼钢法）都存在深刻分歧和权力斗争。

其次是列强资本渗透：盛宣怀为筹集铁厂改造和扩产的巨额资金（解决钢轨含磷问题、建设萍乡煤矿），不得不寻求外债。日本通过横滨正金银行等机构，以提供贷款和“顾问”为名，逐步加强对汉冶萍的控制，最终在20世纪初形成“预借矿价”等不平等贷款关系，使汉冶萍沦为日本钢铁业的原料基地。英国资本也一直试图介入长江流域的工矿业。

铁厂本身困境：技术落后、成本高昂、管理腐败、产品质量问题（脆裂的钢轨曾遭退货索赔），使其成为各方势力博弈和试图“拯救”的对象。

王月生听罢，神情平静，并未因赵秉钧点出的险境而动摇。他微微颔首：“振铎公（赵秉钧字）洞若观火，所言句句切中要害。月生蛰伏多年，非无意于国事，实乃深知‘洋务’之痼疾，不愿轻易涉足。”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窗外汉阳方向隐约可见的工厂烟囱轮廓，语气带着后世学者般的冷静剖析：

“振铎公，月生游学欧美，目睹其工业之盛，亦深知其成功之本。反观我朝洋务，三十余年，轰轰烈烈，设厂矿、练新军、办学堂，其志可嘉。然其根本之弊，月生以为有三：

其一，重器轻人，舍本逐末。购舰船、置机器，以为得此利器即可自强。殊不知器物背后，乃科学原理之支撑、工业体系之运转、熟练工匠之养成、现代管理之精要。朝廷与办洋务诸公，多视其为‘奇技淫巧’，不肯下苦功培养通晓其理、精于其事之本土人才。铁厂依赖洋匠，动辄掣肘，成本高昂，技术命脉始终握于他人之手。

其二，官气太重，商力不彰。‘官督商办’之制，名为商办，实乃官掌。衙门习气充斥，冗员冗费，营私舞弊，效率低下。商人投资，常被盘剥，权益无保，焉有长久经营之心？汉阳铁厂之困局，此弊尤为深重。官场倾轧，更使经营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