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陈亮三书（2/2）

朱熹来信，强调“三代以下”人心惟危，必须以“存天理，灭人欲”为根本，认为汉唐之君行事皆出于人欲私意，其功业不过是“暗合”天理，本身并无价值。

陈亮回信，言辞犀利地反驳：“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万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 他认为，义理就在事功之中，王道需通过霸道的事业来体现。“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 他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强调务实与事功，与理学空谈性命的风气形成了尖锐对立。

这场辩论，让陈亮的思想更加系统化，也让他“事功学派”领袖的地位更加稳固。他坚信自己的道路是正确的，是为这个萎靡的时代开出的一剂猛药。

四、 三上书剑

淳熙五年，陈亮再上《中兴论》，系统阐述其恢复方略，依旧泥牛入海。

淳熙十五年，年近五十的陈亮，带着他最后的希望，也是最为成熟的思考，第三次来到临安，呈上《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

这一次，他的笔触更加沉痛，分析也更为透彻。他痛陈偏安东南的危局：“陛下厉志复仇，至今凡二十有六年…而天下之势日以困竭，臣恐祖宗之积累不足恃也！” 他尖锐地指出，朝廷上下满足于“钱塘山水佳丽”的虚假繁荣，而不知“虏人陵侮之耻，国家覆亡之惧”。

他再次提出迁都建康，并详细分析了天下形势，认为“荆襄之地，自古用武之国”，当以此为恢复根本。他甚至大胆预言：“岂以堂堂中国，而五十年之间无一豪杰之能自奋哉！” 呼吁皇帝破格用人，提拔那些有真才实学的“豪杰之士”。

然而，此时的孝宗，早已被“符离之败”和朝堂内耗磨尽了锐气，禅位给光宗赵惇的心思已定。这份凝聚了陈亮半生心血的奏疏，递入宫中，依旧如同前两次一样，未能激起任何波澜。

五、 志士悲歌

三度上书，三度无果。陈亮站在临安城外，回望那片巍峨而沉闷的宫阙，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悲凉与愤懑。他知道，自己的声音，终究未能穿透那厚重的宫墙，唤醒那个已然甘于偏安的王朝。

他想起与自己志同道合的辛弃疾，那位同样怀抱利器而无所施的战友，曾与他“鹅湖同憩，瓢泉共酌，长歌相答，极论世事”。两位失意的人杰，在江西的山水间，只能将满腔的恢复之志，寄托于词章唱和，相濡以沫。

“男儿到死心如铁！”陈亮喃喃自语，这是他赠予辛弃疾的词句，又何尝不是他自己一生的写照？尽管后来他在暮年意外考中状元，但那迟来的功名，于他恢复中原的毕生抱负，已无太大意义。

他最终病逝于赴任途中。这位一生以布衣之身纵横捭阖、三叩天阙、力主恢复的“狂生”，以其卓绝的才识、不屈的意志和悲壮的命运，为这个“残山剩水”的时代，写下了一曲最为激昂、也最为沉痛的思想者悲歌。他的呼声，虽未能改变南宋的国运，却如同一道闪电，划破了那个时代沉闷的夜空，照亮了后世无数志士的心胸。

（第七卷 第十七章 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