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理想照进现实（2/2）

需要多少像你一样，既有热血理想，又能脚踏实地的人才？”

贾玉振坦然迎上目光：“晚辈深知其难。但正因其难，才需早做谋划，汇聚共识。

代价必然巨大，但若因惧怕代价而不敢梦想、不敢前行，则民族永无复兴之日。

至于人才……我相信，在这片饱经苦难的土地上，渴望建设新国家的英才，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

他们需要的，或许正是一个清晰的目标，和一次真正的召唤。”

老者久久凝视着他，目光中的审视渐渐化为一种复杂的感慨。

最终，他轻轻叹了口气，对身旁的官员道：“记录下来。贾先生所言，虽有些书生之气，但这份心气、这份眼光，尤其将‘人’置于建设核心的见解……难得。”

他又看向贾玉振，语气缓和了些：“贾先生，你的‘未来学’，不妨多做些扎实的调查研究，多与各方面专家交流。

国家……需要各种声音，也需要能够仰望星空、又能脚踏实地的思考者。”

这次会面，没有给予任何承诺，却无疑是一次惊人的认可。

消息虽未公开，但圈内已有风闻。

贾玉振的声望，从文化界、青年群体，悄然渗透到了更具实权的技术官僚和部分开明官员的视野中。这无疑是一剂强心针。

然而，就在贾玉振为此感到鼓舞，准备进一步深化研究时，一次看似平常的“私人邀约”，却让他窥见了荣耀背后的冰冷暗流。

邀请来自那位曾在“潇湘馆”前邀约他品茗未果的张伯钧，张委员。

这次是以“文化促进委员会”的名义，邀请他参加一个“小范围、高规格”的文化沙龙，主题是“文艺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抗战建国伟业”。

沙龙地点在一处幽静雅致、警卫森严的公馆。

与会者除了张伯钧等几位官员，还有几位在官方媒体上颇为活跃的“权威”文人。

气氛看似轻松，话题也围绕着文艺的社会功能展开。

起初，张伯钧等人对贾玉振的讲座影响力赞不绝口，称其“有效提振了民心士气”、“契合了领袖关于建设新国家的宏伟构想”。

但渐渐，话题开始转向“引导”和“规范”。

一位头发梳得油亮、言辞华丽的“权威”文人笑道：“贾先生讲座受欢迎，足见民众渴望积极向上的精神食粮。

不过，我们在描绘未来时，是否应当更突出……现有的成就和正确的领导？

比如，将未来的交通建设，与当前政府在艰难条件下维持西南交通线的努力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将未来的工业蓝图，更多地归功于战时工业内迁和当前的建设方针？

这样，理想才不至于虚浮，才能更好地……凝聚共识，引导民意。”

张伯钧接着话头，语气温和却不容置疑：“贾先生是聪明人。你的‘未来’构想很有价值，但若能与当下的国策、与领袖的训示结合得更紧密些，其影响力、所能获得的资源支持，必将不可同日而语。

比如，你正在参与的教材编写，若能更多地体现……当前体制的优越性和必然性，对于塑造下一代的国家认同，岂非功德无量？”

他们的话语，如同温水，慢慢煮着贾玉振的理想。

他们不是在否定“未来”，而是试图将“未来”的阐释权、定义权收归己用，将贾玉振充满个人思考与血泪体验的“未来学”，改造成服务于特定政治目的、涂抹着既定意识形态油彩的宣传工具。

贾玉振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

他想起了小希望宁死也不愿他写下的“颂歌”，想起了胡风关于“画皮”与“软刀子”的警告。

原来，高层的“注意”和“认可”，未必是对思想的尊重，也可能是一种更具策略性的“招安”或“利用”。

他们看中的，或许不是他思想的内核，而是他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以及这种影响力可能被“引导”和“规范”后，所能产生的巨大宣传效应。

他沉默了片刻，在张伯钧等人期待的目光中，缓缓开口，声音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诸位先生的意思，玉振明白了。

描绘未来，确实不能脱离现实基础。玉振才疏学浅，所思所写，不过是一路流亡所见所感，以及一点书生妄念。

至于如何与国策结合……容玉振再细细思量。

教材编写之事，事关重大，玉振定当秉持学术良心，对子孙后代负责。”

他的话，看似谦逊，实则绵里藏针，既未明确答应“改造”自己的思想，也守住了“学术良心”的底线。

张伯钧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阴霾，但面上笑容依旧：“当然，当然。贾先生谨慎是应该的。我们相信，以贾先生的智慧，必能找到文艺报国与个人理念的最佳结合点。”

沙龙不欢而散。

贾玉振走出那栋华丽的公馆，望着重庆依旧浓重的夜雾，只觉得那雾气仿佛有了重量，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头，比任何有形的追捕和轰炸都更让人窒息。

他意识到，自己可能正站在一个更加危险的十字路口：一边是丧失独立思想、沦为传声筒的“坦途”；一边是坚守本心、却可能面临更隐蔽打压乃至彻底封杀的险径。

带着这份沉重与警觉，贾玉振继续着他的讲座与写作，但言辞间，愈发注重基于事实的论述与逻辑推演，减少可能被曲解或利用的煽情与直接的政治关联。

他更多地走访工厂、学校、难童保育院，搜集第一手资料。

贾玉振开始了新的行动。他利用自己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但方向截然不同。

他发起了一个小范围的“未来之友”读书会，汇聚那些真正对建设新国家有热情、有思考的青年技术员、教师、学生和工人，共同研读科学着作、讨论社会问题、分享像司机那样的民间智慧。

他将讲座的一部分收益，悄悄用于资助那些有天赋但家境贫寒的工科学生。

他在文章中，更多地引入像司机这样的普通奋斗者的故事，将宏大的“未来”叙事，与无数具体的、鲜活的、充满尊严的个体生命紧密相连。

他仍然接受官方邀请去演讲，但内容更加侧重于激发科学精神、倡导实干风尚、强调民众参与。

当张伯钧等人再次隐晦地提出“合作”意向时，贾玉振礼貌而坚定地表示：“玉振所长，不过是以笔记录时代，以言启发思考。若所言能于国于民有涓滴之益，于心足矣。至于其他，非我所长，亦非所愿。”

他的态度，让张伯钧等人意识到，这个书生并非可以轻易驯服、利用的棋子。软的不行，硬的威胁也随之暗涌。

贾玉振能感觉到周围的监视并未放松，某些场合对他“不合时宜”言论的批评也开始见诸报端，甚至有关方面对他“背景复杂”、“言论可疑”的流言也在小范围散布。

压力巨大，前路看似又被浓雾封锁。

他知道，自己守护的，不仅仅是个人的理念，更是无数逝去和活着的人们心中那点不灭的星火。

这星火，或许微弱，却因承载了太多的鲜血、泪水、渴望与生命，而变得重于泰山，亮于北辰。

一个冬日的傍晚，贾玉振在“临江阁”他那间小阁楼里，主持了一次“未来之友”的聚会。

与会者只有七八人，有年轻的工程师，有中学教员，有印刷工人，还有两个眼神清亮的大学生。

没有宏大的议题，大家只是分享最近读的书、工作中遇到的难题、对某个社会现象的思考。烛光摇曳，讨论热烈而坦诚。

聚会结束时，那位印刷工人，一个平时话不多的憨厚汉子，忽然从怀里掏出一本粗糙手工装订的小册子，递给贾玉振，黝黑的脸上有些不好意思：

“贾先生，我……我们几个工友，听了您的讲，又自己琢磨，把您《未来之书》里关于工人福利、工厂民主管理那些话，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凑了这么个小东西……印得丑，话也糙，您……您别笑话。

我们就觉得，您说的那个‘将来’，也该有我们工人自己说话、出主意的地方……”

贾玉振郑重地接过那小册子，纸张粗劣，油墨不均，字迹也有些歪斜，但内容却实实在在，充满了生活气息和朴素的智慧。

他翻看着，心中翻江倒海。

这不是官方授意的宣传品，也不是文人雅士的雕琢之作，这是来自最底层的、自主的思考与发声！

是“未来”理念在真实土壤中生根发芽后，结出的第一颗也许青涩却无比珍贵的果实！

他抬起头，看着眼前这几张在烛光下显得格外真诚、甚至有些神圣的脸庞，视线模糊了。

他想起了司机的托付，想起了小希望的画，想起了无数未曾谋面却心意相通的人们。

这一刻，他所有的付出、挣扎、痛苦与坚守，都得到了最丰厚的回报。

他或许无法改变庙堂之上的算计，无法驱散笼罩山城的浓雾，但他真切地看到，自己点燃的星火，已经开始在那些最需要光明的地方，自主地、顽强地燃烧起来，并且试图照亮更远的地方。

这无声处的惊雷，这平凡中的伟大，才是真正的“震惊”，直抵灵魂深处。

他将那小册子紧紧贴在胸前，仿佛能感受到其中奔涌的温度与力量。

他知道，无论前路还有多少艰难险阻，无论个人命运将走向何方，他所相信并为之奋斗的那个“未来”，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书生的梦想。

它正在成为无数普通人共同的信念与实践。

而这，便是穿越所有黑暗与迷雾，最不可摧毁的希望之光。

窗外的重庆，夜色浓重，雾气深锁。

但阁楼内的这一点烛光，以及烛光映照下那些坚定的面孔，却仿佛预示着，终有一日，万千星火汇聚，必将——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