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理想照进现实（1/2）

重庆的深秋，雾锁江城的频率愈发密集。

然而，文化界的活力却仿佛被这压抑的雾气反向催生，呈现出一种病态又蓬勃的旺盛。

贾玉振的《未来之书》系列文章，已不仅限于《七月》杂志的刊载，开始被几家颇具胆识的报纸副刊精选转载。

“未来学家贾玉振”这个名号，如同一粒投入滚油的种子，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炸开了圈圈涟漪。

这天，陶行之先生带来一个非同寻常的消息，他清瘦的脸上带着难得的振奋：“玉振，机会来了！

‘战时教育促进会’与‘中国青年救国团’联合策划了一个大型系列讲座，题为‘抗战建国与未来展望’，旨在激发民众信心，指明奋斗方向。

他们……点名要你打头阵，就讲你的《未来之书》！”

贾玉振愣住了。

演讲？面对黑压压的陌生人群，将自己的思考和文字转化为现场的语言和力量？这与他伏案疾书、与同道切磋的体验截然不同。

他本能地感到惶惑：“陶先生，这……我能行吗？我不过一介书生，只会摇笔杆子……”

“正因你是摇笔杆子的，才更要站出去！”陶行之一把握住他的手臂，力道很大，目光灼灼，

“让你的文字变成声音，变成能直接敲击人心、点燃火种的惊雷！

想想你一路所见，那些在黑暗中渴望光亮的眼睛！

现在有现成的讲台，有愿意倾听的耳朵，你岂能退缩？！”

一旁的苏婉清，自从失去小希望后，人清减了许多，眼中常带一丝挥之不去的哀伤，但此刻也坚定地看向贾玉振：“玉振，去吧。把你的梦，亲口告诉更多的人。我帮你整理讲稿，绘制示意图。”

首场讲座地点定在北碚的兼善中学礼堂。

消息不胫而走，反响之热烈远超预期。

讲座当日，不仅礼堂内座无虚席，挤满了青年学生、教师、文化界同仁，更有大量闻讯而来的普通市民、工人、小贩，甚至后排还悄然坐着几位衣着朴素、神色专注的政府技术官员。

窗外也扒满了热切的面孔。

站上略显简陋的讲台，望着台下那片黑压压的、眼神中混杂着好奇、渴望、怀疑乃至麻木的人海，贾玉振深吸一口气。

那一瞬间，他仿佛又回到了黄河边那令人绝望的泽国，回到了闷罐车厢里那血与歌交织的地狱，回到了无数与他一样在苦难中挣扎、却又拼命仰头寻找星光的同胞中间。

紧张感被一种更为沉重的责任感缓缓压下。

他没有完全照念苏婉清精心准备的讲稿。他选择了从一个故事开始，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遍礼堂：

“诸位，在来重庆的漫漫路上，我曾遇到一个孩子。他瘦得只剩下一双大眼睛，他仰着脸问我：‘先生，你写的那个将来……是真的吗？将来……娃娃们真能每天吃上一个鸡蛋，喝上一碗牛奶吗？’”

贾玉振顿了顿，喉结滚动，声音微微发颤，“我看着他那双因为缺乏营养而显得格外大、格外亮的眼睛，心里像被最细的针狠狠扎透。

我告诉他：‘能！一定能！但那个将来，不是等来的，是要靠我们——靠你们每一位，今天多流一滴汗，多出一份力，从血与火里，一寸寸拼杀出来的！’”

他从这个融入了小希望影子的虚幻又真实的孩子出发，谈到《明日食单》，描绘未来农业的机械化与科学化前景；

从一路亲历的交通地狱，引申到《未来之书·交通篇》中蛛网般的铁路、公路与桥梁；

从重庆因防空而时常陷入的黑暗，畅想《未来之书·能源篇》里“线牵小太阳”（电力）普及后的“不夜城”。

他没有堆砌高深术语，只用最朴素的语言，最鲜活的比喻，将那个看似遥远的“未来”，与每个人当下的生计、与抗战建国的宏大目标紧密编织在一起。

“有人说我是在痴人说梦，是画饼充饥。”

贾玉振的声音逐渐提高，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没错，我是在说梦！但我们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敢于梦想，并且善于将梦想变为现实的民族！

大禹治水是梦，愚公移山是梦，我们的先辈，不正是凭着这些看似不可能的梦想，才开辟出这万里锦绣河山吗？！”

“眼前这场全民族的抗战，就是有史以来最伟大、最艰巨的造梦工程！

我们要粉碎的，是亡国灭种的噩梦！

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之美梦！

这个梦，需要前线将士用热血去扞卫，也需要后方的我们，用头脑、用汗水、用百折不挠的信念去浇灌！”

他演讲了近两个小时，台下时而静寂无声，只有他铿锵的话语在回荡；时而爆发出雷鸣般滚烫的掌声。

许多人一边听，一边悄悄拭去眼角的泪水，那不是悲伤的泪，而是被希望点燃、被理想灼热的泪水。

演讲结束，人群久久不散，许多激动的青年学生围拢上来，争相与他握手，追问更多关于“未来”的细节。

这场成功的首讲，如同一块投入深潭的巨石。

邀请函开始雪片般飞来。贾玉振的身影，相继出现在重庆大学的礼堂、中央工业试验所的会议室，乃至一些民间社团的讲台上。

他的“未来学”讲座，成了战时重庆一道独特而明亮的文化风景。

他甚至被聘为“战时教材编撰委员会”的特约顾问，参与编写旨在激发青少年民族自信心与创造力的课外读物。

然而，赞誉与追捧之中，也夹杂着不和谐的音符。

一次在某个官方色彩较浓的座谈会上，一位戴着金丝眼镜、言辞刻板的官员，用阴柔的语调质疑道：“贾先生勾勒的未来蓝图固然美妙，但未免过于理想化。

当务之急是集中一切力量争取军事胜利，此类空中楼阁式的畅想，恐怕会分散民众注意力，不利于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这质疑带着官腔的冰冷，试图将“未来”与“现实”割裂、对立。

贾玉振平静地看着对方，声音清晰而沉稳：“这位先生，请问我们抗战，究竟是为了什么？仅仅是为了不做亡国奴吗？

不！我们是为了赢得按照我们自己的意志，去建设一个新国家、新生活的权利！

如果心中没有那个想要建设的‘新国家’究竟是什么模样，我们的奋斗，岂不是成了无头苍蝇？

理想，不是空中楼阁，是暗夜行军的北极星。

看不到星光的队伍，必然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他这番有理有据、不卑不亢的反驳，赢得了在场多数人默许乃至赞许的目光。

胡风后来听说此事，拍案叫好：“答得妙！就是要戳破那些‘只许埋头拉车，不许抬头看路’的庸人逻辑！”

表面上看，贾玉振赢得了这场小小的辩论。

但夜深人静时，当他独坐阁楼，抚摸着小希望留下的那叠稚嫩画稿，想起那个在病榻上拒绝“虚假文章”换取生机、最终悄然逝去的孩子，心中便涌起无边无际的悲凉与刺痛。

他笔下描绘的光明未来越美好，与小希望那未能等到的、甚至未曾真正拥有过的温暖童年所形成的对比，就越是惨烈，越是如同无声的控诉，啃噬着他的灵魂。

这份深藏于理想主义之下的、源自具体生命消逝的惨痛伤痕，无人知晓，却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通往“未来”的道路，是由何等具体的牺牲铺就。

讲座的影响持续发酵，最终引起了真正“大人物”的注意。

一日，陶行之神色凝重又隐含激动地带来一个消息：“玉振，上面……有人注意到了你的讲座和文章。不是文化官员，是真正管实事、负责后方工业和战略规划的大员。

他们……想听听你关于‘战后重建’和‘国家现代化’更具体、更系统的想法，可能是一次非正式的咨询。”

贾玉振心中一凛。

这意味着，他的“未来”构想，不再仅仅停留在文化启蒙和民众激励的层面，而是有可能进入更高层级的决策视野，哪怕只是作为参考。

这既是前所未有的机遇，也意味着他将被卷入更复杂、更微妙的漩涡。

数日后，在一间不起眼但防卫森严的会议室里，贾玉振面对几位年龄、气质各异，却都目光锐利、气息沉凝的官员。

其中主位者，是一位鬓角已白、不怒自威的老者，正是主管大后方工业和交通建设的实权人物。

没有寒暄，老者开门见山：“贾先生，你的《未来之书》老夫断续看了些。有意思。不只学生爱听，我们这些搞实际工作的，也能从中看到些……不一样的思路。

今日请你来，不是听你演讲，是想听听，若抗战胜利，你认为，国家建设当从何处着手？最急迫者为何？最艰难者又为何？”

问题直接、宏大，且极具分量。

贾玉振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没有重复讲座中的诗意描绘，而是结合自己一路见闻、与卢作孚等实业家的交流、以及在资源委员会的见闻，进行了更具操作性的思考。

他强调了交通与能源的“血脉”地位，谈及基础工业的“骨骼”作用，更着重论述了普及教育、培养科技人才、唤醒民众参与意识的“灵魂”意义。

他将“未来”的宏伟蓝图，拆解成一步步可实施的路径，并坦诚指出了可能面临的资金、技术、人才乃至国际环境的重重困难。

他发言时，那位老者始终微阖双目，手指无意识地在扶手上轻敲，看不出喜怒。其他官员则时而记录，时而皱眉，时而微微颔首。

待贾玉振讲完，会议室陷入短暂的沉寂。

老者缓缓睁开眼，目光如电，直视贾玉振：“贾先生，你描绘的前景，令人神往。

但你可知，要将这些纸上谈兵变为现实，需要付出何等代价？

需要打破多少陈规陋习、既得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