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新官上任（1/2）

## **第一节**

**周一早晨七点三十分，周正帆站在市发改委大楼十二层的会议室窗前，俯瞰着渐渐苏醒的城市。** 这是他正式兼任市发改委主任的第十天，手中的《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方案（初稿）》仿佛有千斤重。这份方案，将是他撬动发改委僵化格局、打破利益固化的第一根杠杆，也必然是一块投入平静湖面，必将激起巨大涟漪的巨石。

办公室主任于晓伟轻手轻脚地走进来，将一杯刚泡好的热茶放在椭圆形会议桌的主位前，低声汇报：“主任，各处室负责人已经通知到位，八点半的专题会准时开始。不过……刚才政策法规处的李处长私下问，这次改革动作是不是有点……太大了？担心下面一时跟不上。”

周正帆没有回头，目光依然停留在楼下如织的车流上。“跟不上，就学着跟。步子慢了，外面的世界不会等我们。”他的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方案按计划上会，一个字不改。”

这份方案，是他耗费数个日夜，与几个信得过的业务骨干闭门研讨，并征求了部分专家学者意见后拿出的。核心直指发改委权力运行的核心——审批制度改革。方案明确提出：全面清理前置审批事项，推行“标准地+承诺制”改革，最大限度压缩自由裁量权；建立全市统一的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所有审批环节透明化、标准化、时限化；对涉及多部门的审批事项，推行“牵头负责、并联审批、限时办结”机制，杜绝“踢皮球”和“体外循环”。

这几乎是要革掉许多传统审批处室的“命”，斩断无数隐形的利益链条。周正帆深知其中阻力，但他更清楚，不破除这些体制机制障碍，江市的营商环境就不可能真正改善，高质量发展就是一句空谈，甚至可能滋生新的“吴天雄、王建业”。

八点二十五分，各业务处室的负责人陆续进入会议室。资深的固定资产投资处处长赵志远脸上挂着惯有的温和笑容，与相熟的处长低声交谈；区域经济处处长面色平淡，看不出情绪；价格调控与管理处处长则低头翻看着手里的方案，眉头微蹙。会议室里弥漫着一种心照不宣的微妙气氛。

周正帆在主位坐下，没有多余的寒暄，直接切入主题。“同志们，今天这个会，只讨论一件事，就是这份优化营商环境的行动方案。江市的经济发展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前期的系列事件，既暴露了问题，也给了我们刮骨疗毒、重塑形象的契机。发改委作为全市经济综合管理部门，必须率先破局，用壮士断腕的决心推进自我革命。”

他示意于晓伟将方案要点投放到大屏幕上，逐条进行解读。当他讲到“取消三分之一以上的前置审批”、“建立‘不见面审批’清单”、“将审批时限整体压缩百分之五十”等硬核条款时，会场内响起了一阵压抑不住的低声议论。

“周主任，”赵志远率先开口，他扶了扶眼镜，语气显得忧心忡忡，“方案的方向是好的，体现了改革精神。但是，是不是有点过于理想化了？很多审批事项是法律法规明确要求的，我们单方面取消，会不会带来法律风险？而且，审批环节简化，监管如何跟上？万一出了安全问题，责任谁来承担？下面区县的承接能力也需要考虑，我怕步子太大，反而会造成混乱啊。”

这番话，看似站在全局角度考虑问题，实则句句指向改革的核心难点，充满了“爹味”说教和隐晦的否定。

紧接着，价格调控与管理处处长也接口道：“赵处长的担心有道理。比如价格备案这类事，看似简单，但关系到市场稳定和民生保障，简化了程序，信息掌握不全，如何精准研判？出了问题就是大问题。”

“是啊，在线平台是好事，但很多老同志电脑都用不熟练，强行推行，恐怕效率不升反降。”另一位副处长小声补充。

质疑声此起彼伏，核心观点只有一个：改革有风险，动作需谨慎，最好慢慢来。

周正帆默默听着，脸上看不出喜怒。他知道，这些处长们多年深耕各自领域，早已形成了稳固的工作模式和思维定式，更与相关行业、企业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改革，意味着打破他们的舒适区，触动他们手中的实权，遭到抵制是必然的。

等众人说得差不多了，周正帆才轻轻敲了敲桌面，会议室立刻安静下来。

“各位提出的困难，我都听到了。”他的目光扫过全场，语气沉稳而有力，“但有困难，不代表事情就不做。法律法规要求审批，但没有要求我们必须层层加码、程序繁琐！我们要清理的，正是这些‘加码’和‘繁琐’！监管跟不上？那就创新监管方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从‘严进宽管’向‘宽进严管’转变！区县承接能力不足？那就加强培训指导，市里带头示范！”

他顿了顿，声音提高了几分：“至于担心效率问题，更是本末倒置！我们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提升效率，解放生产力！老同志不熟悉电脑，可以学，可以带，但不能成为阻碍时代进步的理由！在沿海发达地区，类似的改革早已推行多年，成效显着。为什么到了我们江市，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他直接点名：“赵处长，你负责的固定资产投资领域，是这次改革的重点也是难点。一周之内，我要看到你处里拿出的具体实施细则和风险防控预案，必须是可操作、能落地的，不要原则性意见。”

赵志远的脸色变了一下，勉强点了点头：“……好的，主任。”

“方案原则上今天必须通过。”周正帆不给任何人拖延的机会，“办公室根据讨论意见修改后，明天印发试行。同时，成立专项行动领导小组，我任组长，各位都是成员。从下周开始，每周一汇报各处室改革推进情况，我要看到实质性进展，而不是纸上谈兵！”

会议在一种压抑的气氛中结束。处长们面色各异地离开会议室，没有人再多说话。周正帆知道，这只是第一场交锋，真正的硬仗还在后面。

果然，随后的几天，各种或明或暗的阻力开始显现。

政策法规处在审核方案实施细则时，对一些关键条款咬文嚼字，反复要求修改，试图模糊化处理；固定资产投资处在上报实施细则时，罗列了一大堆需要“协调解决”的问题，将皮球踢回给委领导；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的建设，则因技术标准、数据接口等问题，被相关部门以“需要进一步论证”为由拖延。

更让周正帆警觉的是，一些关于改革“过于激进”、“不符合江市实际”、“可能引发企业混乱”的议论，开始在小范围内传播。他甚至接到两位退下来的老领导的电话，言语间流露出对“稳定”的关切，提醒他“新官上任不要烧火过猛”。

周正帆一一应对。对于工作层面的拖延，他直接约谈相关责任人，限定最后时限；对于背后的议论，他置之不理，用行动说话；对于老领导的关切，他耐心解释改革必要性，争取理解。

他清楚，自己不能退，半步都不能退。一旦表现出丝毫软弱，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可能付诸东流。

周五下午，周正帆带着于晓伟，不打招呼，直接来到市政务服务中心的发改委审批窗口“暗访”。他发现，尽管方案已经下发，但窗口工作人员依然按照老流程、老要求受理材料，对新的“承诺制”、“容缺受理”等举措一问三不知。

周正帆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他立刻通知分管审批工作的副主任和所有相关处室负责人，半小时后到政务中心现场开会。

当着众多办事群众和窗口工作人员的面，周正帆的批评毫不留情：“文件印发了，会议召开了，结果呢？政策还锁在你们的抽屉里、电脑里！老百姓感受不到任何变化！这就是我们说的改革？这就是我们说的优化服务？如果连最基本的执行都做不到，谈何担当？！”

几位处长面红耳赤，低头不语。

“从现在开始，所有窗口人员集中培训，考核不合格的一律调离岗位！下周一，我必须在这里看到新的流程、新的气象！”周正帆下了死命令，“另外，开通线上线下投诉渠道，凡是发现不按新规办理、推诿扯皮、变相设置门槛的，一经查实，严肃处理！”

现场会后，审批窗口的作风明显改善，新的流程和规定迅速上墙、上线。一些敏锐的企业感受到了变化，咨询电话明显增多。

初战告捷，但周正帆没有丝毫轻松。他知道，这仅仅是触及了表面，更深层次的博弈还未开始。那些被真正触动奶酪的人，绝不会轻易罢休。

**晚上回到办公室，周正帆看到桌上放着一封没有寄件人信息的匿名信。他拆开一看，里面只有一张打印的a4纸，上面用巨大的红色字体写着：“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好自为之！”**

（第一节完 字数：）

## **第二节**

**匿名信的威胁，像一根冰冷的针，刺破了连日来高强度工作带来的疲惫，让周正帆的神经再度紧绷。** 他没有声张，将信纸锁进抽屉，内心却波澜涌动。“断人财路”——这四个字赤裸裸地揭示了改革所触及的核心，也印证了他之前的判断：发改委内部，乃至更广的范围，存在着一个依托旧有审批模式牟利的隐性生态。他的改革，正在砸掉这个生态圈里许多人的“饭碗”。

他拿起电话，直接拨通了市纪委书记张正华（已康复返岗）的专线。

“正华书记，我这边收到点‘礼物’。”周正帆语气平静地将匿名信的内容告知。

张正华在电话那头沉默片刻，声音带着冷意：“狗急跳墙了？这说明你的改革打到了他们的七寸！放心，这种情况我们早有预料，纪委这边会加强关注，你按计划推进，注意安全，有什么异常及时沟通。”

“谢谢正华书记，我明白。”

挂掉电话，周正帆沉思片刻，又将办公室主任于晓伟叫了进来。

“晓伟，从今天起，所有报送我签批的文件，尤其是涉及项目审批、资金安排、政策调整的，必须附上完整的处室意见和经办人、处长签名，流程追溯必须清晰。另外，你私下留意一下，委里最近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议论或者人员往来。”周正帆吩咐道，语气严肃。

于晓伟心领神会：“主任，您放心，我会留意的。”

周正帆决定，不能仅仅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批文件，必须深入到业务一线，到矛盾最集中、利益最交织的地方去调研，掌握第一手情况。他选择了两个重点领域作为突破口：一是近年来问题频发、企业反映强烈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二是与民生息息相关、存在较多灰色地带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

他第一站，就带着相关处室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直奔“江市政务服务中心”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综合窗口，以“陪同办理”的形式，全程跟踪一个普通商业地产项目从立项到施工许可的全流程。

尽管之前已经强力推行了新的审批制度，但实际运行中，各种“软钉子”和“中梗阻”依然存在。他亲眼看到，窗口工作人员虽然态度尚可，但对新流程理解不深，遇到稍微复杂点的情况就需要反复请示；后台审批处室的人员，则习惯性地提出各种“补充意见”或“优化建议”，看似负责，实则拖延；涉及规划、国土、环保等外部部门的环节，协调不畅的问题依然突出，一个简单的征求意见函，往往石沉大海，需要反复催办。

一个分管副区长私下向他倒苦水：“周主任，不是我们不想快。有时候，一个项目卡在某个环节，我们去催，人家嘴上答应得好好的，就是不动。为什么？因为快了显示不出他们的权力和重要性啊！还有些隐形门槛，比如要求提供一些非必要的评估报告，或者对设计图纸吹毛求疵，企业耗不起，只能找……‘中介’疏通。”

“中介？”周正帆敏锐地抓住了这个词。

“就是……一些号称能‘协调关系’、‘加快审批’的咨询公司。”副区长语焉不详，但周正帆立刻明白了。这些“中介”，往往与审批部门内部人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成为了“制度套利”的食利阶层。他的改革，要革掉的，正是这些“中介”和其背后保护伞的生存土壤。

在调研“行政事业性收费”时，问题更加触目惊心。一些协会、学会依托行政背景或行业影响力，强制或变相强制企业入会并收取高额会费；一些事业单位利用垄断性检测、检验、评估地位，超标准、超范围收费；甚至有些处室在制定政策时，有意无意地为某些特定机构“量身定做”收费项目。

调研途中，周正帆接到高新区一家高科技企业负责人的电话，对方在电话里激动地表示感谢：“周主任，太感谢了！我们那个研发中心项目的节能审查，以前听说至少要三个月，这次按照新流程，十天就批下来了！真是解决了我们的大问题！”

这样的正面反馈，让周正帆感到些许欣慰，也更加坚定了他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