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张景造土牛碑（2/2）

三、从“朝廷典制”到“地方实践”：太学规矩的层级传递

《张景碑》最值得关注的，是它展现了太学所构建的“教育规矩”如何通过“朝廷—郡国—县”的层级传递，最终渗透到基层行政的末梢。太学作为中央最高学府，其直接影响的是中央官吏与郡国的高级官员，但通过“吏员选拔”“典制传承”“文化浸润”三个环节，其规矩意识得以层层下沉，最终塑造了整个汉代行政体系的运行逻辑——《张景碑》中的南阳郡宛县，正是这一传递链条的“最后一公里”。

首先是“吏员选拔”环节的传递。汉代官吏选拔虽以察举制为主，但太学弟子的入仕渠道逐渐成为核心路径之一。据《汉书·儒林传》记载，太学弟子“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这些弟子进入仕途后，或在中央任职，如郎中多在光禄勋下属机构任职，负责宫廷宿卫与文书传递；或被外派至郡国担任“文学掾”“博士弟子祭酒”等职，其中“文学掾”主要负责郡国的经学教育与文书撰写，“博士弟子祭酒”则负责管理郡国学中的博士弟子，他们成为传递太学理念的“中介”。南阳郡作为东汉的“帝乡”，其官吏选拔更受中央重视，许多郡级官员（如南阳太守）曾是太学弟子或受经学教育的儒生。例如，章帝时期的南阳太守鲍德，其父亲鲍永“习欧阳尚书”，曾师从太学博士欧阳歙，鲍德自幼受家学影响，后入太学深造，“少修志节，有名称”（《后汉书·鲍永传》），任南阳太守后，“修起横舍，备俎豆黻冕，行礼奏乐”，在郡内推广太学式的经学教育。当张景向鲍德上书时，鲍德对“仪程”“劝农”等经学化表达的理解，以及对“奏闻朝廷”程序的坚持，本质上是太学规矩通过郡级官员向县级行政的传递——鲍德深知，作为太学出身的官员，必须以身作则“遵循典制”，若擅自批准张景的申请，可能被指责“违背礼制”，因此严格按程序上报朝廷，这正是太学教育中“守制”理念的体现。

其次是“典制传承”环节的传递。太学不仅传授知识，更承担着“阐释朝廷典制”的功能。汉代的“迎春造土牛”礼仪，虽在《后汉书·礼仪志》中有明确记载，但具体的执行细节（如耗费标准、负责官吏、流程规范）需要通过太学博士的解读传递给各级官吏。太学在讲授《礼记》时，会结合朝廷颁布的《汉仪》《汉官典职》等行政典籍，将“礼仪规范”转化为“行政细则”。例如，太学博士在讲解《礼记·月令》中“迎春于东郊”时，会引用《汉仪》中“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帻，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并进一步解释“造土牛需用黄土五石，耕人高五尺，犁具需仿实战犁形制”“负责官吏为县功曹或县丞，需提前十日召集工匠，造毕后需祭祀土牛，祭祀用酒三斗、肉三斤”等细节，这些细节通过太学弟子入仕后的实践，逐渐成为地方行政的“默认规矩”。《张景碑》中提到的“前已作土牛，吏常居部，躬亲督作”，正是太学阐释的典制在地方的传统执行方式——县功曹（张景的官职）负责督造，符合太学博士讲解的“负责官吏为县功曹”的细则；而张景提出的“私办官认”，则是在不违背“迎春造土牛”核心典制的前提下，对“资金来源（由官办改为私办）”“官吏职责（由督造改为验收）”等执行细节的优化，这种“守核心、调细节”的调整逻辑，正是太学所传递的“典制灵活性”理念的体现，太学博士在讲授《春秋》时，常以“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公羊传·桓公五年》）说明典制的执行需兼顾“原则性”与“灵活性”，张景的做法正是对这一理念的践行。

最后是“文化浸润”环节的传递。太学通过经学教育，在整个官吏群体中塑造了一种“以规为尊”的文化共识：行政事务无论大小，皆需“有章可循、有制可依”，即便创新，也需在“规矩框架内”进行。这种文化共识并非通过强制命令传递，而是通过官吏的日常交流、文书往来、案例借鉴逐渐渗透。汉代官吏多有“游学”经历，如《后汉书·马融列传》记载马融“游学太学，师事京兆挚恂，博通经籍”，在游学过程中，太学的规矩意识会通过与其他弟子的交流传递开来；此外，朝廷会定期向郡国下发“诏书”“律令”，这些文书中常引用儒家经典与太学理念，如宣帝时期的《劝农诏》中“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将何如？其令郡国守相劝民农桑，出入阡陌，致劳来之”，引用《孟子·梁惠王上》中“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强化官吏的“劝农”责任与“规矩”意识。《张景碑》刻石立碑的行为，本身就是这种文化共识的体现——将“张景造土牛”的案例固化为“永久仪程”，既是为了避免后续官吏“随意变更”，也是为其他郡县提供“可借鉴的规矩样本”。事实上，在汉代的碑刻中，类似“刻石记制”的案例并不少见，如《乙瑛碑》记录鲁相乙瑛为孔庙置百石卒史的流程，详细记载了乙瑛“上书大常卿”“大常卿奏闻朝廷”“诏书批准”的全过程，与《张景碑》的“地方奏请—朝廷批准—刻石立制”逻辑一致；《礼器碑》记录鲁相韩敕修造孔庙礼器的细节，强调“修造礼器，依典制而行，刻石为证，令后世遵之”，同样体现了对“规矩固化”的执着。这些碑刻分布在山东、河南、陕西等多个地区，说明“以石固规”的文化共识已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而这正是太学所传递的文化理念在地方行政中的集体回应。

四、微观实证的意义：太学与治国的“最后一公里”

以往探讨太学与汉代治国的关系，多聚焦于“太学弟子入仕”“经学影响国策”等宏大层面，如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太学成为传播儒家思想的核心阵地，董仲舒、公孙弘等太学博士出身的官员推动了“盐铁官营”“推恩令”等国策的实施；汉宣帝时期，太学弟子韦贤官至丞相，其“以《诗》治世”的理念影响了宣帝时期的文化政策。但这些宏大叙事往往忽略了太学对基层行政的影响，而《张景造土牛碑》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微观切口”——让我们看到太学的教育规矩如何不只是停留在朝堂与典籍中，而是真正融入基层行政的日常事务，成为地方官吏处理具体问题的思维方式与行为准则。

从“造土牛”这一具体事件来看，它无关军国大事，也非制度变革，却恰恰是汉代行政的“常态样本”：地方官吏面对“循礼”与“效率”的矛盾，既不盲目遵从旧例（如继续让官吏督造土牛，导致行政效率低下），也不擅自突破规矩（如直接废除造土牛礼仪，违背朝廷典制），而是通过“上书申请—朝廷批准—刻石立制”的流程，在“规矩框架内”寻求解决方案。这一过程中，太学所传递的“经学话语”（如“仪程”“劝农”）成为沟通地方与中央的“语言桥梁”——张景用“仪程”一词，让南阳太守与朝廷官员快速理解其诉求的“合规性”；太学所塑造的“程序意识”（如“奏闻朝廷”“永为仪程”）成为行政决策的“行为准则”——南阳太守严格按程序上报，避免了“违规决策”的风险；太学所阐释的“典制逻辑”（如“守核心、调细节”）成为解决问题的“思维工具”——张景在不违背“迎春劝农”核心的前提下，优化了执行细节。可以说，没有太学对官吏群体的规矩塑造，张景的上书可能沦为“违规请托”（被视为私人向官府谋取利益），南阳太守的处理可能陷入“随意决断”（被指责擅自变更典制），而“造土牛”的小事也可能演变为“违制”的行政纠纷（如被其他郡县举报“违背迎春礼仪”）。

更进一步看，《张景碑》所代表的“微观行政”，正是汉代“以教治国”理念的最终落地。汉武帝设立太学，其核心目的是“兴教化、正人心”，通过经学教育培养“懂规矩、明礼仪”的官吏，再由这些官吏将“规矩意识”传递到基层，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的有序运行。这一理念在《汉书·董仲舒传》中有着明确阐述：“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张景碑》中的“造土牛”事件，看似是地方行政的一个小插曲，实则是这一“教育—官吏—社会”传递链条的完整呈现：太学的规矩教育塑造了张景的行政思维（让他懂得在规矩框架内解决问题），张景的上书体现了规矩意识在基层的实践（用经学话语与程序意识推动问题解决），碑刻的立石则将这种实践固化为可传承的“地方规矩”（让后续官吏与百姓都能遵守这一流程），而百姓通过“迎春见土牛”，不仅感受到朝廷的“劝农”诚意，也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循规蹈矩”的社会规范，实现了“教化行而习俗美”的目标。

相较于《春秋决狱》这类直接体现经学对司法影响的案例，《张景造土牛碑》更能反映太学教育的“日常性影响”——《春秋决狱》是董仲舒等高层官员将经学应用于司法审判的案例，影响的是司法制度；而《张景碑》是基层官吏将太学理念应用于日常行政的案例，影响的是百姓的日常生活。它证明太学对治国的作用，不仅在于塑造高层决策，更在于规范基层行政的每一个细节；不仅在于提供宏大的政策理念，更在于培养官吏“循规办事、以制行政”的基本素养。正是这些遍布各地的“微观实证”——如山东的《乙瑛碑》、河南的《张景碑》、陕西的《曹全碑》等，每一方碑刻都记录着基层官吏对太学规矩的践行——才让太学从一所中央学府，真正成为汉代“规矩落地的桥梁”，而《张景造土牛碑》，便是这座桥梁在基层行政末梢的“一块基石”，它以石头的重量，承载着太学的教育理念，以文字的力量，传递着汉代的行政规矩，最终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我们理解太学与治国关系的重要密码。